Ⅰ 形容一个人变化非常大，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四字成语，越多越好，谢谢！

形容一个人变化非常大，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成语：
1、判若两人[ pàn ruò liǎng rén ]
释义：形容某人前后的言行明显不一致，像两个人一样。
出处：清·李宝嘉《文明小史》第五回：“何以如今判若两人？”
例句：瞧他在赛场生龙活虎的架式，简直和平时～。
2、脱胎换骨[ tuō tāi huàn gǔ ]
释义：原为道教修炼用语。汉魏伯阳《参同契》卷上：“弥历十月，脱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铅（一作饴）。” 后比喻重新做人。
出处：宋·葛长庚《沁园春·赠胡葆元》：“常温养；使脱胎换骨；身在云端。”
例句：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锤炼自己，来一个～的改造。
3、洗心革面[ xǐ xīn gé miàn ]
释义：清除坏思想，改变旧面貌。比喻彻底改过自新。宋辛弃疾《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自今以始，洗心革面。”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涤轻尘。”
例句：对犯罪分子进行劳动改造，是为了使他们～，重新做人。
4、改头换面[ gǎi tóu huàn miàn ]
释义：指表面上改变一下，实质 上跟原来的一样。唐寒山《寒山诗》二一三首：“改头换面孔，不离旧时人。”
出处：唐·寒山《寒山子诗集·寒山诗》：“改头换面孔；不离旧时人。”
例句：这部作品在内容和观点上都有错误，只是～，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5、面目一新[ miàn mù yī xīn ]
释义：样子完全变新(指变好)：这个工厂经过改建,已经～了。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序》：“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
例句：三年时间的整顿治理,这条小河终于又面目一新了。

Ⅱ 揭秘：历史上为什么日本人看中国地图总是倒过来

日本为何要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真相竟如此恐怖
我喜欢买地图，因为每一个国家发行的地图不一样。中国和日本出版的世界地图是以中国为中心，左边是亚欧大陆，右边是美洲大陆。到了美国，跑到书店一看，发现世界地图变了样，中间是美洲大陆，中国被挪到了左边，而欧洲大陆跑到了右边。这一种习惯了的视觉记忆被改变，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新鲜感——原来世界可以变成这样。

日本为何要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真相竟如此恐怖
家里厕所的墙上就贴着一张世界地图，闲着没事就往上面瞧。渐渐发现，中国的形状像一只大公鸡，而日本的国土像一只袜子。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所以河流大多是从西往东流，所谓“水从高处流”。

日本自卫队
隋炀帝发现南方的粮食因此不能北运，于是修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北京一直修到杭州。日本是一个岛国，岛是因为山被海淹而形成，所以，日本的地形是中间是高山，河流大多是往山下两边流，因此在过去，日本河流的最大功能是漂运木头，把山里的木头顺流运到沿海地区。
我想很多的中国网友会和我一样，站在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前，会把日本看作是中国右手边的一双袜子。时间久了，你会犯一个视觉错误，会认为这一双袜子可有可无。或者说，你会觉得这一双袜子在地理位置上根本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但是，如果你一旦把中国的地图倒过来看，那么，你的感觉就马上会变，因为你会发现，日本其实是横在中国家门前的一串铁链。

日本防卫省
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的人，全世界只有一种，那就是日本的防卫省。
在日本防卫省出版的年度报告书《日本的防卫》中，中国地图就是倒过来放的。
前天，日本电视台邀请了几位记者谈中国问题，防卫省的这一张中国地图被放到了电视屏幕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张中国地图，突然发现，你无法轻视日本，因为它是你出门必须跨越的一串铁链。

于是，从中国看中日两国的关系，不再有“臭袜子想扔就扔”的感觉，而是你必须在乎它。
防卫省为什么要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显然不是为了提醒中国：我是你门前的铁链，你不要忘了我。而是想着如何来封锁中国的“出路”。这就是日本防卫的根本思路。
日本防卫省的年度报告书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的舰队多次演练如何突破“日本岛链”这一课题。但是，最让日本感到震惊的是，08年4月，中国四艘大型军舰组成的一支舰队，居然从日本本岛与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穿过，实现了“日本岛链”的中间突破，而且还围绕日本列岛兜了一圈。
但是，中国军舰走津轻泽海峡毕竟只是一种对于日本防卫的试探，走出去的海道，主要还是在冲绳附近海域，日本称为“西南诸岛”。于是，日本正在制定中的新的防卫纲要里，“如何强化西南诸岛防卫”，成了最大的课题。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有效突破“日本岛链”的阻拦，也是今后海上防卫的关键。
最近，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说。我一直很纳闷，这一“岛链说”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昨晚和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的几位教授一起，与到访东京的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的张云方副会长一行共餐，请教了这一问题。张会长说，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提出的一个说法，原意是日美封锁中国的“岛链”防线。

日本出云舰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一“岛链说”却成了日本舆论认为是中国自己设定的海上防卫界线。日本舆论说，在这“第一岛链”内，石油天然气和鱼是“大大地”，所以中国要死守。话说得有道理，也没有道理。
建议中国国防部也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
中国一幅地图对日本是可怕魔咒
近代史上，中国人一直被外国人称作“东亚病夫”和“支那人”。东亚病夫不必解释，它的含义妇孺皆知。而支那人一词的含义，大多数中国人未必清楚它的含义。
所谓支那人，是日本认为自己的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而中国人是属于劣等民族，因此是对中国带有轻蔑态度和侮辱性质的称谓。日本人认为，宋朝之前中国人、中华民族是存在的，但是到了宋朝之后，元朝开始蒙古人统一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就灭亡了不存在了，住在这块地方被他们称作支那，这里的人就是支那人。

另外，在日本的语境里，“支那人”在气质上的描述，有“好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阿Q精神，一盘散沙，软弱涣散，不堪一击等贬损的含义。二战中，中国同美苏英法结成同盟，中国要求各国停止使用这一对中国人带有侮辱性质的称谓。1946年盟国最高司令部的调查认为“支那”称谓的确含有贬意。此后，盟国停止使用支那人称呼中国。但是直到今天，日本右翼好战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还使用这一称谓代表中国。
我们中国人，总是喜欢用龙的传人、雄狮和雄鸡来代表中国。所谓龙的传人，故事很多，其中之一是说黄帝统一中原后，就以龙的图腾为代表。又传黄帝本身就是龙种，以后中国的皇帝开始世袭制，继位的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老百姓就都成为龙的传人。雄狮之说大概起源于拿破仑对中国的论断，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
中国竖版地图发行 南海诸岛不再用插图表示：

“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后，此后西方国家就常用“东方雄狮”来形容中国。
在这些褒扬中国的称谓中，“雄鸡”诞生的最晚，也是专门针对小日本的。来历不复杂，就是因为中国地图现状酷似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小日本正好是它喙下的一条小爬虫。鸡是小爬虫的天地，是专门吃小爬虫的。这也表现了中国人对小日本的痛恨之情。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仇恨小日本，这些道理就不用说了。
不过，二战之前，中国的版图并不是一只“雄鸡”，而是一片枫叶。外蒙古独立之后，中国的版图才被切割成了雄鸡的样子。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经历的事情，所以，它的历史最短暂。不过我喜欢中国“雄鸡”这样的称谓，不但形象，还让我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蹂躏中国人民的血泪历史，同时，也长中国人的志气，解中国人的气。也能让忘恩负义，气量狭小的小日本看了气得吐血！
然而，此前的中国地图（横版），把南海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用插图形式表示，主图呈现的是一只没有腿爪的雄鸡，这样的雄鸡恐怕只有任人宰割的命运，这让人心里很不爽。小日本这条小爬虫，是一只五毒俱全的毒虫，而且是一只爬行很快的百足之虫。中国这只没有腿爪的雄鸡，很难捉到日本这条毒虫，闹不好毒虫爬到雄鸡利喙啄不到的地方，还能给雄鸡致命的撕咬。
现在好了，中国地图改版了，实行竖版的地图，把南海领土直接通比例展现出来。据出版发行部门介绍：由过去的横版地图改成竖板地图，其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中国的南海，展示中国是海洋大国，并且是完整的展示中国领土、领海全貌，让人更直观，更具体。
过去，对于南海，中国的地图是将其另置一角，而且比例是其他部分的二分之一，让人感觉南海挺小，现在，我们看到竖板地图，才发现中国南北距离比东西距离更长，而且南海是那么的大，尤其是南海的岛屿是那么的多，特别是南海是那么的大，中国在南海拥有的海洋面积更是高达300多万平方公里。过去，中国称自己为海洋大国，许多中国人底气不足，现在，看到竖板地图之后才明白，中国确实是海洋大国。

我喜欢现在的竖版中国地图，是因为它让中国这只雄鸡有腿爪了，雄鸡有了腿爪可以奔跑，可以跳跃，更能够成为有力的武器，再毒的害虫也难以逃脱被啄食的命运。纵观21世纪，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是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好时光。中国人经过60年的努力，已经快速走过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路程。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有人预测2025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世界第一。贸易总量世界第一，工业制造世界第一，相信今后中国的世界第一会越来越多。但是，日本是阻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条毒虫，他伙同美国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的发展，亡我之心不死，妄图重温二战前侵略中国的旧梦。因此中国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首先要啄死或者吃掉日本这条毒虫。
竖版中国版图也许对小日本就是一个魔咒，一个籖语！中国迟早会啄死日本这条毒虫！
众所周知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这与日本的国情不同，二战后日本长期受美国荫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且自身工业底子雄厚，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这种优势，对比现在中日的工业实力，诚然日本从块头上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但是日本长期工业化积累的经验是目前中国所不具备的。
近日，日本国产五代机ATD-X研制的最新进展在网络上接连曝光。日本为四代机研制的二元推力矢量发动机测试画面更证明了上述论断。据了解，这是在日本“国防技术研讨会”上展示的未来战斗机XF3-400发动机喷管状态。

不过中国的优势在于体量大，一旦投入精力突破某一技术方向也会很快得到成果，比如歼20四代机使用的涡扇-15发动机即将开始装机试飞，而日本的四代战斗机XF3-400发动机还处于喷口测试阶段。不过目前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证明中国也在开发类似日本的矢量喷口发动机。

涡扇10太行发动机长期性能成熟度不够，以至于只能装在双发动机的歼11系列战机上（新一代的歼10B战斗机依然使用的是俄制AL-31FN发动机），且产能也严重不足。
网友对比中日惊人差距：让中国游客羞愧难当
一直以来，很少写与日本有关的东西，因为不喜欢日本，也关注地较少，最多是去纽约的几家日式料理店偶尔坐坐。不过偷偷地告诉你，纽约的很多日本料理店，都是华人开的。
虽然不喜欢日本，也不喜欢日本人，但每次吃日本料理，都感叹于日本人做事的细致和周到。还有一次在日本转机的遭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请看高娓娓的博文：坐飞机在日本机场遭遇尴尬"紧急救援"。
今年秋天，助理去了一次日本，回来之后，又开始念叨日本有多好。博主高娓娓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不得不说，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助理还总结了中国人到日本之后最不习惯的11件事，看着挺有意思，特意发在这里，去过日本的朋友可以对照一下，是否中枪了。

日本：车让人
一、中国：人让车━━━日本：车让人。
中国人过马路，在没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总习惯让车先过。到了日本，却发现，车总是在离路口很远就停下，国人却还在路边傻等，于是人车对峙十秒，车依然淡定在那等，国人反应过来，赶紧走！
二、中国：请将手纸扔进纸篓━━━日本：请勿将手纸扔进纸篓。
在中国，把卫生纸扔进纸篓是文明的表现。在日本把纸扔在纸篓里会被鄙视，要扔在马桶里冲走，因为他们的手纸一遇水就烂，不会堵塞管道。但要是扔在纸篓里，反而会增加垃圾分类的工作量。（日本是一个把垃圾分类做到极致的国家，连饮料瓶盖和瓶身都要分开扔）。

厕所有很明显的标示，告诉你要把纸扔进马桶冲走
三、中国：厕所就是厕所样，不脏不臭没感觉━━━日本：厕所没个厕所样，倒是像宾馆！

这是高速休息站的卫生间，一进去感觉像进了宾馆的走廊有木有！！！
中国人说，不脏不臭，可地能坐，那还叫厕所吗？厕所那么干净，进去就好像进了酒店，没有一丝异味，这还是厕所吗！
四、中国：统一送客“谢谢光临”不用对答━━━日本：对每个人都一一答谢
中国店家送客时，讲究点的会在门口安排个人统一喊一嗓子：谢谢光临！算是对离开的所有客人的统一送客，此时谁回答谁是傻子。

在日本坐旅游大巴，发现司机总会一个个道谢，说请多关照，中国人不知该如何应对。大巴离开酒店，每一家酒店都有人会站在门口跟车上的人挥手，中国人很不习惯。
高娓娓助理菲莉和大巴车司机合影，身后的大巴车，每次上下车司机会按一个按钮，车头便会下沉几公分，方便人上下车（有可能日本人比较矮小，这个功能尤其适合他们）
五、中国：地铁像是菜市场，吃饭聊天请随意━━━日本：地铁就像是医院，肃静有序好无聊

日本地铁就像是医院，肃静有序好无聊
强烈建议舌尖上的中国拍一期“舌尖上的地铁”，早高峰时在北京坐地铁，就能享受鸡蛋灌饼、韭菜盒子、猪肉大葱包等各地“风味”。到了日本，才知道原来人再多也可以这么肃静有序。
东京地铁里满满一车人，但超安静，让我等中国人想聊天都不敢开口了，无聊得发慌。另外，对于早有耳闻的，日本年轻人宁愿站着也不坐老年人专座，这次也见识到了。
东京地铁车厢，每节两两对座那一片都是老年区，年轻人一般不上那片区域。但也看见有年轻人在没有老人的情况下坐在那。
千叶县的海兵幕张到东京，每人花费550日元，不贵也不便宜。
六、中国：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日本：请以图片为准
在中国看图片点餐时，往往能找到下面的一行小字“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到了日本看图片点餐时，却发现上来的东西几乎与图片一样！导游说，如果你点了一碗牛肉面，图片上有五片牛肉，面来了却只有三片，就可以去找店家要牛肉！

日本的很多餐馆门口都有这样的自动点餐机
日本的很多餐馆门口都有这样的自动点餐机，操作起来很简单，很像自动贩售机
七、中国：成人杂志（本性杂志）是黄毒，谁卖谁犯法━━━日本：成人杂志可以和香烟口香糖一起卖

日本成人杂志可以和香烟口香糖一起卖
在北京中关村走一圈，满街都是抱着孩子的妇女，逮着男同志就问：毛片要吗？日本，AV片贩售区在书店占了三分之一的地儿，成人杂志就在便利店门口和香烟口香糖一起摆着卖，看了让人脸红。
随处可见的便利店门口的书报区一般都有成人杂志，有的就放在儿童刊物边上
八、中国：药店就是药店━━━日本：药店像个杂货铺
中国的药店就是卖药的，顶多有些大点的药房会有卫生纸买都要背着“钻医保空子”的嫌疑。在日本，只要看见大大的“药”字，中国女人就发狂！一头扎进去，不到两个小时出不来。因为里面从各种神药、化妆品、美容美发用品、零食零嘴、U盘手机套、钢精锅、洗碗布、卫生纸什么都有！

Ⅲ 鲁迅的小说中怎么体现国民性的批判思想

一、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一) 鲁迅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
真面目。”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宣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周家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误语。家庭的突然变故，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世人的势利、冷漠给了年少鲁迅最初深切具体的感受。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就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以及校内“关帝庙”之类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不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的无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在日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看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的主张旨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国人的精神，进而振兴中华民族。严复的观点启发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人的本质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中，还存在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乎于“实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会。他把人的个性自由称之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的观点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权利的真正现实问题。他的主张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反，而是倡导个性、民权。此外，康有为从解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发，阑述了人性可变，故而应该因势利导的发展观点即国民性的改造应该以“国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在认识“国民性”问题上，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很大。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较系统的人学思想。1896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为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这体现了“新国民”先从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呵旁观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把中国人的劣性归结为“旁观”二字，并列举了六种“旁观者”：一是“无脑袋之动物”的“浑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呜呼派”；四是名为旁观实为“后

观”的“笑骂派”；五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无所作为的“暴弃派”；六是观望等待的“待时派”。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保守而缺乏进取精神的国民特征。梁启超认为这些旁观者是“人类之 蟊贼 ，世界之仇敌”。鲁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这类旁观者的丑恶，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观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中的“奴性”方面，鲁迅的思想与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剖析了他们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对于扫除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性，邹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这也”。“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鲁迅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鲁迅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史密斯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他还郑重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去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鲁迅逝世前14天还念念不忘。鲁迅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美，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26年7月2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记录了鲁迅购买到安冈秀父的日文著作《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时间是1926年7月2日。鲁迅记下了他对这一本书的意见:“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与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从这一篇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基本上同意安冈秀父在书中对中国人的批评意见。安冈氏所列中国人的十条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鲁迅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
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性大讨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到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却面临祖国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机。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鲁迅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一)国民性中的奴性人格

国民性弱点的奴性人格表现为麻木不仁，混沌无知，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观与同情心，甘当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压抑、生命力萎顿，丧失活力和热情；墨守成规，抗拒变革；尊家族、重门第，尚血统；等级观念重，官瘾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懒散；狡猾，欺弱怕强；怯弱，逆来顺受等。凡此种种，其核心就是“奴隶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在下人性的扭曲。阿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阿强“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杂，这是封建思想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长期奴役人民大众的结果。阿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名字都没有，物质生活贫乏，常遭人欺诈。阿强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强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强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啊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强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强冷漠麻木。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阿强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鲁迅在阿强身上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揭露了种种国民性弱点。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
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Ⅳ 形容人可以说焕然一新吗

可以。焕然一新指改变陈旧的面貌，呈现出崭新的样子，可以形容人、物等鲜明光亮的样子。

焕然一新[ huàn rán yīxīn ]

【解释】：焕然：鲜明光亮的样子。改变旧面貌，出现崭新的气象。

【出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其有晋宋名迹，焕然如新，已历数百年，纸素彩色未甚败。”

【译文】：他有晋宋的名人真迹，还依然像新的一样，已经历了一百年，纸素色彩依然没有褪去。

【语法】：偏正式；作谓语、宾语；含褒义

【例句】：

1、你已经焕然一新了，为什么还要回到过去？

2、身心焕然一新，如此惊艳。

(4)支那人气质扩展阅读

近义词

1、万象更新[ wàn xiàng gēng xīn ]

【解释】：万象：宇宙间一切景象；更：变更。事物或景象改换了样子，出现了一番新气象。

【出自】：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回：“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

【译文】：现在是春天刚刚来的日子，所有的景象都与过去不一样了，应该振奋精神才是。

2、面目一新[ miàn mù yī xīn ]

【解释】：样子完全改变，有了崭新的面貌。

【出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序》：“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

Ⅳ 鲁迅反映国民性的引文

一、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一) 鲁迅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
真面目。”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宣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周家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误语。家庭的突然变故，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世人的势利、冷漠给了年少鲁迅最初深切具体的感受。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就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以及校内“关帝庙”之类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不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的无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在日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看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的主张旨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国人的精神，进而振兴中华民族。严复的观点启发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人的本质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中，还存在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乎于“实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会。他把人的个性自由称之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的观点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权利的真正现实问题。他的主张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反，而是倡导个性、民权。此外，康有为从解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发，阑述了人性可变，故而应该因势利导的发展观点即国民性的改造应该以“国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在认识“国民性”问题上，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很大。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较系统的人学思想。1896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为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这体现了“新国民”先从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呵旁观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把中国人的劣性归结为“旁观”二字，并列举了六种“旁观者”：一是“无脑袋之动物”的“浑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呜呼派”；四是名为旁观实为“后

观”的“笑骂派”；五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无所作为的“暴弃派”；六是观望等待的“待时派”。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保守而缺乏进取精神的国民特征。梁启超认为这些旁观者是“人类之 蟊贼 ，世界之仇敌”。鲁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这类旁观者的丑恶，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观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中的“奴性”方面，鲁迅的思想与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剖析了他们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对于扫除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性，邹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这也”。“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鲁迅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鲁迅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史密斯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他还郑重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去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鲁迅逝世前14天还念念不忘。鲁迅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美，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26年7月2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记录了鲁迅购买到安冈秀父的日文著作《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时间是1926年7月2日。鲁迅记下了他对这一本书的意见:“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与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从这一篇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基本上同意安冈秀父在书中对中国人的批评意见。安冈氏所列中国人的十条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鲁迅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
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性大讨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到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却面临祖国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机。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鲁迅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一)国民性中的奴性人格

国民性弱点的奴性人格表现为麻木不仁，混沌无知，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观与同情心，甘当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压抑、生命力萎顿，丧失活力和热情；墨守成规，抗拒变革；尊家族、重门第，尚血统；等级观念重，官瘾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懒散；狡猾，欺弱怕强；怯弱，逆来顺受等。凡此种种，其核心就是“奴隶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在下人性的扭曲。阿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阿强“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杂，这是封建思想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长期奴役人民大众的结果。阿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名字都没有，物质生活贫乏，常遭人欺诈。阿强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强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强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啊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强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强冷漠麻木。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阿强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鲁迅在阿强身上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揭露了种种国民性弱点。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
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Ⅵ 为什么陈丹青会说归来拍的很假

中国青年报：你刚才提到“文革”。“文革”对国人来说有绕不开的影响，你的书中也有很多对“文革”的评论。现在很多从“文革”过来的人，开始忏悔道歉，如陈小鲁、宋彬彬。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们仍然活在“文革”的后果中。陈、宋二位还是勇敢的，道歉是有价值的，使社会听到一丁点良知的消息，总是好的。但此事大可深究，不是指罪责，而是指时间与人心。想想吧，再过两年，“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了，如果至今没人出面道歉，没人吭声，岂不更可怕？
1966年到1969年左右，每个学校、每个单位、每条巷子，一天到晚都是批斗会，几百、上千人围着一个或几个人，吼叫、拖拽、痛打、追着打，直到打死、逼疯……现在回头想想，全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啊！听说北京那位被打死的校长家属不接受道歉，他是对的。如果我是他，我也不接受。来俩孩子道歉？！谁纵容他们施暴？谁都知道那是老人点的火，几十年后，孩子道歉了，荒谬啊！40多年前他们在吼叫，40多年后，他们老了，懂事了，出来道歉了：当年的大人在哪里？
中国青年报：对“文革”的态度，一部分人在道歉，但还有一部分人在歌颂，这似乎很悖论。
陈丹青：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文革”的内因啊。说起“文革”，有两个问题。一是迄今谈论“文革”的水准仍太低，太不像话。80后、90后的孩子很少听父母详详细细说“文革”；我们这一代倒是常听爸妈讲“抗战”，可见“文革”是国民不愿提起的往事，提起来，也说不清楚、说不彻底，以至仅仅隔一两代人，这个大悲剧、大灾祸就湮没了。
二是“文革”成因。所谓“文革”，就是恶的大规模释放。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施暴（譬如纳粹时期），而是人们在彼此施暴，人人参与。最后，完全分不清你我。“文革”没有胜败，十年期间，全国上下一塌糊涂。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欧洲，它会被不断谈论、反省，大家试着做些什么，希望不再发生。但中国人伟大：没事儿！我最佩服就是中国人“没事儿”。包括“文革”，包括百年来无数事情，百分之九十的人竟可以当作它没发生，“向前看”。关于“文革”，迄今没有全景式的、有穿透力的说法，历史不算账，就可能会重演。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待久了而不自知，是因为这个文化性格已经深入骨髓，接受了对恶的没规则？

陈丹青：这要分两说。一方面，大家认为传统文化、道德境界，比如礼义廉耻信只有咱中国才有。不，欧洲和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家庭观、良性的人际关系、清晰的社会底线、人群的集体教养，全都有。在那里你会找回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信等等，中国反而没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不会把整体人性状况设想得那么糟糕，古代不用说了，晚清、民国，共和国早期，甚至“文革”中，战争或政治运动之下，大范围的善意、礼貌、义气，人际关系的种种良性状态，都没消失。反倒这二十年，一些人的公然无耻，达于极点。“文革”中人残害人，可是背地里，人彼此取暖，支撑，比现在单纯太多。
我重视鲁迅早年推荐的《支那人气质》。那个美国传教士在书中数落了很多中国人毛病，保全面子、漠视精确、拐弯抹角……但又说，有一种品性西方人没有，中国人有，比如难以解释的死忠、献身、救助，还有恢复能力、承受力，特强，等等。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可以接受负面信息的时代。你觉得这个时代很好，你得警惕：有许多可怕的问题在；但你说这个时代一塌糊涂，我仍然觉得，如果理性，如果你大致了解人性，还是要保留想象，至少，守住自己的良知。事情不像想的那么糟糕，当然，更也不像想的那么好。

Ⅶ 面目全非是什么意思

面目全非指面孔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也形容事物变化很大。非：不相似。样子完全不同了。面目全非是一个成语，读音为miàn mù quán fēi。作谓语、定语、状语。

近义词有面目一新、物是人非、改头换面。

反义词有依然如故、一如既往、一成不变。

出自鲁迅《坟·杂忆》：“现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几间破屋，也无门窗；若有门，则是烂洋铁做的。”

(7)支那人气质扩展阅读

1、近义词

面目一新 (miàn mù yī xīn)指样子完全改变，有了崭新的面貌。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

2、反义词

一如既往是一个汉语成语，拼音是 yī rú jì wǎng ，指态度或做法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像从前一样。

出自《第二次握手·六》：“清末以来，到海外求学的中国人何止千百，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中国又穷又弱的现状一如既往，丝毫无所改变。”

Ⅷ 中国戏剧的魅力是什么


中国戏剧的魅力


1898年9月，一个来自东瀛岛国的青年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此迷醉于京剧，并倾注毕生精力看剧、听剧、评剧乃至写剧。33年之后暑热的8月，这个已过花甲的老人，在北京西城半壁街一个杂乱肮脏的小屋里停止了呼吸。“北京居留日本人会”按惯例给他送来了粗糙的白木棺材，而几乎同时，北京梨园界的知名人士尚小云、梅兰芳、马连良等人也为他送来了豪华的中国式棺材。两口棺木对比鲜明地并置在他的遗体前，仿佛等待着承载他在日本和中国分别度过的30余年岁月。对他而言，更为精彩的人生显然是与京剧结缘的后半。这位客死中国的日本老人就是辻听花（1868－1931），无论在京剧发展的进程中，还是在京剧研究的历史上，他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不应被忽视

我最初听到辻听花的名字，是几年前与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朋友闲聊的时候。出于对京剧的爱好，便对辻听花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四处搜集与他相关的资料，不料却发现涉及他的文字意外地少之又少。对辻听花专门加以介绍或从学理层面进行研究的文章，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么书仪的《清末民初日本的中国戏曲爱好者》、阜阳师范学院吴修申的《辻武雄：近代日本研究京剧的第一人》以及旅日学者张明杰的《旧北京的日本戏迷》等有限的几篇。对辻听花的忽略不仅存在于中国，同样也存在于日本，笔者迄今只查找到一篇日本人关于辻听花的专论--天理大学教授中村忠行的《中国戏剧评论家辻听花》。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辻听花并非学界人士，而只是一名报社编辑。

辻听花本名辻武雄，号剑堂，日本明治元年出生于熊本县。他写诗时多署“剑堂”，而评戏时则署“听花”，因为“听花”正是取自“听戏”的“听”和“花旦”的“花”。辻听花1898年从受到欧化思潮影响的庆应大学毕业后，为考察中国的教育情况到了北京、天津、上海和苏州，同年回国。在京津两地因友人邀请观看了京剧，他在《中国剧及剧本》中记录了最初的体验：“不可思议的是，从我初次观看中国剧的那一刻开始，就十分喜欢，觉得很有意思。”1905年，辻听花再次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参与编辑《教育报》、在“江苏两级师范学堂”和南京“江南实业学堂”担任教习。这期间，他继续浸淫于京剧并结识了戏园园主、京剧演员等许多梨园界人士，逐渐产生了研究京剧的想法。辛亥革命前后，辻听花返回家乡照料病重的妻子。1912年，妻子撒手人寰，辻听花备受打击，他将年幼的孩子们托付给父母，孑然一身第三次来到中国。此后辻听花不曾再娶，一直在北京担任日本在华报纸《顺天时报》的编辑，度过了长达20年的报人和戏迷生涯。辻听花以京剧抚慰着内心丧妻别子、身处异乡的孤寂，因此冢本助太郎说：“夫人的死决定了中国戏剧研究家听花的命运。”

辻听花既非科班出身的梨园优伶，亦非能唱念做打的京剧票友，但他对京剧的发展却有着多方面的贡献。首先，辻听花利用报人之便，撰写了大量剧评。在他眼中，京剧并非仅为市井之娱，而是深奥复杂、值得研究和推广的艺术。1913年元旦，《顺天时报》（第3279期）上发表了辻听花的第一篇剧评《演剧上之北京及上海》。这篇汉语长文，以辻听花在京沪两地的观剧体验为基础，从观众的观剧方式、剧场的改革、戏剧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以及女伶的活跃程度等方面，细致而透彻地对比分析了两地的差异。同年10月31日，辻听花在《顺天时报》（第3573期）首开剧评专栏“壁上偶评”。此后或频或疏，辻听花一直坚持写剧评，每写满300篇则另取一个专栏题目。据么书仪的统计，经“菊室漫笔”、“东栏雪”、“缥蒂花”等专栏，辻听花撰写的剧评在千篇以上。在剧评中，辻听花尖锐地指出京剧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华人对戏剧的喜爱重在声色，却茫然不觉对戏剧应有艺术上的尊崇；学者也轻视曲本，疏于研究；世人鄙视优伶，优伶亦不自重。综观辻听花在剧界的活动不难看出，他正是从强调京剧的艺术性、重视京剧研究、提高伶人地位这几个方面致力于推动京剧发展的。

辻听花感慨于中国“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的现状，想方设法提高演员地位。为此，辻听花利用报纸媒体的力量和自己广泛的人脉策划过不少梨园活动。1927年6月20日至7月20日，《顺天时报》举办了“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这一活动被中国戏曲研究界频繁提及，是因其与“四大名旦”相关。实际上，投票的目标并非“四大名旦”本身，而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剧目（“五大名伶”中包括了如今所说的“四大名旦”，多出的一人是徐碧云），但此次投票确成为“四大名旦”产生的源头，并且促进了京剧表演艺术由以生角担纲开始向旦角转移。此次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正是辻听花--从活动开始前的预告、进行中的报道直至结束后的总结都出自辻听花之笔。通过这次历时月余、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投票活动，在促使人们关注新剧的同时，提高了京剧演员的知名度，对伶人自身是一种有力的鼓舞与奖掖。辻听花始终主张京剧是艺术、京剧演员是艺术家，因此政府应该褒奖他们以光大京剧艺术。如今看来，这一主张是有远见的。据说《定军山》主演谭鑫培去世时，辻听花曾上书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要求追赏谭鑫培。辻听花在观剧、评剧的过程中，往往能够独具慧眼，发现人才，倾力推举年轻演员。他曾全力支持尚小云的演艺事业，在报上大加宣传。1919年梅兰芳首次赴日演出时，辻听花盛赞梅兰芳“性资聪敏，姿态袅娜，家学深厚”，“为中国戏曲界的凤毛麟角”（村田乌江：《中国剧与梅兰芳》“梅兰芳序”，东京玄文社，1919年）。这些活动，有点类似于如今流行的演艺与出版界对演员的联袂包装与打造。

更令人赞叹的是，辻听花作为一个日本人，竟然用中文编写过京剧剧本。1912年11月26日、27日发行的《顺天时报》（第3243、3244期）上连载了辻听花的剧本《兰花记》。在序言中辻听花写道：“余颇乏词藻文辞，险涩不免贻笑大方。虽然，兹特一小品，若假梨园弟子，扬厉铺张装点彩色，得以登场演唱供歌舞之，一助裨附庸风雅，则于愿足矣。”

辻听花最为著名的成就当属京剧研究专著《中国剧》。据辻听花在凡例中的自述，该书本拟以中、日、英三种语言同时出版，但最终未能如愿。1920年4月28日，顺天时报社首先在北京刊出了中文版的《中国剧》。一周之后即5月5日，该书再版。日文版《支那芝居》直到4年后的1924年2月26日才由北京的华北正报社出版。1925年11月，该书经过修订，更名为《中国戏曲》，由顺天时报社出版了第5版。几年之内的数次再版，充分说明了该书的影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初版时，为其撰写序言的，从皇室贵胄到政界要人、从中外报人到学界名士竟有50位之多，包括章炳麟、熊希龄、曹汝霖、林纾、欧阳予倩、坪内逍遥等，可谓古今少见。从这些序言可见辻听花交游之广和该书获评之高。

辻听花虽不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但他对京剧的研究亦有独到贡献。首先，《中国剧》的第一部分“剧史”从“太古”述至“今代”，显示了戏剧研究的“通史”观念。其可贵之处在于，对戏剧的“史”的研究不仅摆脱了作为王朝更迭之附庸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摆脱了作为文学史之附庸的研究方法，而是立足于戏剧自身的发展，描画出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剧史”。如在“剧史”第四节“近世”和第五节“今代”中，就将清王朝从中间切断，按照戏剧本身的发展特点，以“自元代起至清朝道光止”、“自咸丰起至民国止”进行切分。此外，辻听花的研究是把京剧作为汇集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的综合性艺术，关注到了其中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既有脚本唱词、名目派别，亦有歌曲音乐、装束脸谱，甚至囊括了剧场道具、营业方式、管理捐税等等，许多都是当时乃至如今的戏剧研究者所忽略的内容。辻听花所做的不是纯书案的研究，而是与生活紧密相联的、带有社会学性质的研究。《中国剧》在第二部分“戏剧”的本体研究之外，还有第三“优伶”、第四“剧场”、第五“营业”、第六“开锣”等几大部分，可见他的研究对象不是仅仅作为文学文本的京剧，而是真正作为戏剧的京剧，这就打破了单纯研究剧本的片面性。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剧》比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重视文本而忽略演出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第三，辻听花的京剧研究具有比较的意识，他不仅对中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戏剧进行了比较，而且将中国京剧与日本“能乐”、与“西洋剧”等进行了比较。第四，辻听花一方面强调了京剧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关注到了其社会价值。他认为通过京剧能够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古今的风俗变迁、华人的思想感情与国民气质，同时还可以学习汉语。实际上，《中国剧》本身收集整理的戏目类别、名伶一览、戏单剧场等，也成为研究近代社会转型期戏曲形态乃至社会风俗的难得史料。

客观地说，辻听花的京剧研究不算细致深入，但其视角与方法确有独到之处。尽管辻听花自称《中国剧》“系就余脑海中所记忆者，拉杂写来，并不引用古书及各笔录等”，但他在研究过程中经常通过留学于北京大学的日本友人黑根祥作从图书馆借阅图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研究并非完全是感性杂陈、空中楼阁。熊希龄称《中国剧》是“剧界刷新之良导”，欧阳予倩言其“足以愧吾文艺界”，实不为过。

张伯驹先生曾诗咏辻听花：“东瀛有客号行家，论戏评人或不差。接洽时常称种种，报端自署辻听花。”（《红毹纪梦诗注》，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6月）可以说，辻听花对中国京剧的研究，是日本近代中国学中一个独具创始之功、却逐渐失去学界关注的组成部分，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Ⅸ 闻一多的气质是什么

诗人浪漫气质
另外给你提供一些闻一多的资料,好长哦!
闻一多生平
（1899-1946）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文史学者。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的一家书香门第。13岁时考取北京清华学校，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此时他的诗词才华开始展现，陆续发表了诗、赋，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满怀激情的书写诗词，发表演说。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2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发表诗评，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1925年闻一多留学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以后，他曾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教授。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在党和民盟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道，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他在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广交朋友，动员他们共同战斗，正确对待党和民盟的关系，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他和共产党员和睦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众多的革命先烈用鲜血灌铸了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的基石。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又是壮丽辉煌的。为了追求真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练，而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便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百折不挠。
他的代表作有《红烛》、《死水》具有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整齐、和谐的艺术表现，影响颇大。另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研究颇深，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专著。后人集有《闻一多全集》（4册）。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选自<<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名言
【经典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名言解说】天赋：天资。这则名言刻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座闻一多雕像后的石碑上，它和现在已被千万人诵唱的《七子之歌》一样，都表现了闻一多澎湃的爱国热情。“母亲！我要回来，母亲！”75年后，这个呼声响彻中华大地。难怪毛泽东曾说：“我们应该多写闻一多颂。”
附闻的《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
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
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
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
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
他是尧时老人敲着木壤，
敲出来的太平的音乐，
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
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礨
盛着帝王祀天的芳醴！
我们敬人，我们又顺天，
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
我们的历史是一掬清泪，
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泪；
我们的历史是一阵狂笑，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里有尧舜的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
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我这歌声中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我心头充满戈壁的沉默，
脸上有黄河波涛的颜色
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
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
我没有睡觉！我没有睡觉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
绳上束满了无数的结梗；
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过去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将来五千年的历史。
我要修葺这历史的舞台，
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首歌：
还歌着海晏河清的音乐。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杯酒，
又在金礨里给皇天献寿。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滴泪，
我的泪洗尽人类的悲哀。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声笑，
我的笑驱尽宇宙的烦恼。
我们是一条河，一条天河，
一派浑浑噩噩的光波！
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
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闻一多曾这样剖析过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他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女神〉之地方色彩》）也就是说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情感，而在闻一多这里爱国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一种文化态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认为：“东方底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引文同上）面对“西风东渐”的现实，他呼吁建立东方的文化优越感，并把这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他的“我是中国人”的宣示不仅有其情感底蕴，更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诗一开头即宣告：“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从而点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渊源。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以五岳，太平洋，帕米尔高原，流下昆仑山、流过亚洲大陆的大河作譬，昭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后诗人的目光转向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衰落的文明古国，灿烂的文明史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夸耀的地方之一。诗人唱道：我们的历史是韵雅的历史，这里有平静、和谐、朴素的诗一般的生活历程；我们的历史是追求和谐、自然的历史；我们与自然相安，不作过多的索取；我们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没有过份的奢望。我们的历史是充满情感，有眼泪，也有欢笑的历史；这泪、这笑中都含着东方哲人的哲学憬悟，因而我们的历史也是充满玄思和东方智慧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歌咏了伟大的民族性格、不朽的民族精神。这精神中有尧舜的谦让、仁爱，有荆轲聂政的不畏强暴，重义轻生，有一个伟大民族开阔的心胸、杰出的智慧。诗人在这里以“戈壁”，“黄河波涛”，“泰山的石溜”、“峥嵘的剑阁”为笔墨颜料，勾画出我们民族的肖像。一回想到现实，诗人的心灵立刻感到阵阵灼痛，他“心中的灵火”在燃烧，为他的祖国烧得发颤。他背负着历史，要走向未来。诗人确信；他的民族的未来是美好的，这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将“洗尽人类的悲衰”，“驱尽宇宙的烦恼”，给全人类带来生机。最后，诗人心情激荡，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闻一多简介(网络全书)

闻一多(1899—1946)，现代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其父为晚清秀才。5岁入私塾，课余随父读史书。他从小喜读诗词，爱好美术，所接受的既有传统的经史教育，也有晚清以来的“新学”教育。1912年冬，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课余组织校内学生艺术团体“游艺社”(后改组为“新剧社”)“美术社”等，参加演剧与研究美术。五四运动激发了他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他被推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并代表清华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发出激烈的改造学校、改造社会的呼声。7月，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这些诗大多收在诗集《红烛》中。他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报告，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学习绘画，同时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
1923年9月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闻一多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红烛》之后的诗作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他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他主张诗人应该超脱于政治之外，但又认为“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参加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认识的支配下，他在一段时期里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1925年闻一多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此时，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集了他1925年以来的诗作28首。这是他的代表作。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闻一多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1930年秋后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定居北平，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500华里到达昆明，沿途看到人民的悲惨境遇，对于他的觉悟和进步颇有影响。1938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仍任教授。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3月出版的《楚辞校补》，是他10年研究的结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3年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之一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Ⅹ 耳目一新什么意思是什么

耳目一新是汉语成语。

耳目一新释义：意思是听到的、看到的跟以前完全不同，令人感觉到很新鲜。形容事物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耳目一新读音：ěr mù yī xīn。

耳目一新出处：唐·白居易《修香山寺记》：“关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与往来者耳目一时而新。”

耳目一新出处释义：边关的气色，龙潭的景色，香山的泉水怪石，石楼的清风雅月，游人络绎不绝。

(10)支那人气质扩展阅读

耳目一新近义词：面目一新。

面目一新释义：样子完全改变，有了崭新的面貌。

面目一新读音：miàn mù yī xīn。

面目一新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

耳目一新成语用法：主谓式；作宾语、定语；含褒义。

示例：好的文艺作品，总是能够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