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创作风格
① 张爱玲小说写作特色
张爱玲的代表作品有《倾城之恋》《金锁记》《红攻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沉香屑.第一炉香》等。
说张爱玲的小说特点，要先说一说她的出生背景，她的身世本身就苍凉而精彩。
3、独特的语言、入神的刻画
受中西文化影响，从小受唐诗宋词的熏陶，文字或古典借用、或西方文化引入，在新旧现代小说之间游刃有余，新旧文字完美交融，个人色彩鲜明，形成了张爱玲独特的写作风格。
她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倒叙的方法来叙述故事，巧妙运用比喻和对比，再烂再糟心的事物，到了张爱玲的笔下都可以有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表达她的爱恨情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具有独特的美感。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内容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那个没落年代小人物的生活俗事。正是这些看起来很世俗的事情，在张爱玲的笔下，其内里的苍凉力透纸背。正是她文字所表达的力量，让我们读懂作品背后的苍凉惨淡。
她的作品总是让人无穷回味和反复思考。
② 关于张爱玲的作品风格分析
这是我写的一篇作文，借鉴一下吧
海上花
老上海五光十色，上海女人风情万种。我沉迷于霓虹闪烁、歌舞升平的1930年代，用张爱玲的丝线串联起时尚与奢华，那是老上海的金粉梦，也是张爱玲的华丽缘。
——陶方宣《霓裳•寻踪•张爱玲》
1920年的上海外滩，背景显赫的张家多了一名家庭成员，女婴的父亲给她取名张瑛。女孩慢慢长大，在十岁是给自己改名，这个名字就是后来轰动文坛的“张爱玲”。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因为不论过程是甘是苦、结局是喜是悲。都可以穿过这行行短短的文字，读出一份时代的旋律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父母的离异、生父的威胁、母亲的逃离、太平洋战争的重创、以及与胡兰成大喜大悲的恋情，都将他的灵气耗以殆尽。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这一切一切止于1995年的中秋节。不知美国的月亮会不会比较圆，但洛杉矶寓所里的张爱玲已经无法再看到人生中第七十五个中秋圆月。她就这样孤身一人在地球的另一边悄然离世。
我想用用张爱玲的丝线串联起时尚与奢华，那是老上海的金粉梦，也是张爱玲的华丽缘：明星与香水、爱司头与高跟鞋、百乐门与威士忌、狐步舞与爵士乐、霓虹灯与跑马场、油纸伞与火油钻、胡蝶与阮玲玉、麻将桌与黄包车、铜香炉与鼻烟壶、花园洋房与手摇唱机、丹琪唇膏与翡翠胸针、红木大床与西式家具、三寸金莲与黑色丝袜、罗宋汤与白俄面包、美女月份牌与美丽牌香烟、好莱坞电影与巴黎流行色——这是华洋杂交的华丽情愿，也是殖民色彩的古典情节。老上海风情画中，有一片叫做张爱玲的色彩……
③ 求张爱玲的创作风格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内品以容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
三、张爱玲对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
④ 张爱玲的作品风格是怎样的
高中看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觉得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当然了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而且我发现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一开始有点看不懂，看到后面就豁然开朗了
⑤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⑥ 张爱玲传张爱玲的作品具有怎样的特点
张爱玲作品都有其独特风格：
一、对生活、对人性，对社会理解透彻，刻画入木三分。
二、小说创作手法丰富多样，风格多样，具有大雅大俗的风格。
三、善于写故事，营造气氛，有很强的意境。
四、语言通俗、明快、泼辣、犀利、使人读之痛快，又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
⑦ 张爱玲的书什么风格呢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
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
1、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张爱玲的小说，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
2、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
3、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
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
(7)张爱玲创作风格扩展阅读：
作家贾平凹：与张爱玲同生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作家王安忆：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作家王小波：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作家白先勇：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作家李欧梵：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⑧ 张爱玲的写作特点
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张爱玲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张爱玲作品中运用、体现出的传统的东方式的意境和情趣，将在其它章节简述
⑨ 浅谈张爱玲小说的写作特色
荒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作家。她在20世纪40年代初像彗星一样出现于上海文坛，甫登文坛就站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在1943—1945年间基本完成她所有名作。在当时，市民阶层为她笔下编织的传奇故事情节所吸引，争相购买阅读；而文坛前辈们，无论褒贬，都对作者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不同倾向、不同趣味、名类繁多的文学刊物，如《万象》、《杂志》、《苦竹》、《春秋》、《天地》等二十多家杂志纷纷向她约稿出书。一时间，张爱玲其人其作名声鹊起。1949年大陆解放后，她的创作渐趋平淡，1952年移居香港后，其小说创作更成罢笔之势，此后在大陆消音匿影。但在海外却一直热度不减，不仅拥有大量的“张迷”，而且还影响台、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人们审美观念趋向于多元化，国内才又开始对她的关注和研究。于是，张爱玲的名字又在她曾经闪耀过的地方再次引人注目。夏志清对张爱玲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1]张爱玲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底色构建的。笔者以为，双重的边缘身份正是张爱玲小说创作呈现苍凉感的重要因素。
一、边缘的生存状态
张爱玲成长于上海租界，在香港求学并经历了港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是当时中国最为殖民化的地区，最腐朽的封建礼仪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并存。这里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窗口，也是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洋文明对立、竞争、融合之场所，同时也是中西文化相碰撞、相交会的场所。她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和自小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环境使她脱离了大众，后来的窘迫生活又使她接近了大众；名门氏族的生活与教育浸润了她又抛弃了她，市井生活自由却已不能完全涵容她———她一直是个边缘人。这种身不由己的生存处境使她过早地接近了生活的本体，并使她获得了介乎两者之间的独特感受。这种边缘人的位置使她对于生活的观察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深解其味又易于超脱。一方面，她正视人生的凡俗性，渴望融入普通的小市民中，认同他们对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另一方面，她又清醒地体味到这种世俗生活所蕴涵的悲剧性，尤其是在乱世，具有弱者本质的女性常常无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牵牵绊绊的人生罗网，在极其尴尬的处境中感悟命运的悲凉。与此相应，在创作中她的视角也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态度，在以整个生命体味生活的同时，对于外界各种喧嚣，对所有的一切，持一种冷眼旁观、居高临下、既不盲从也不全盘否定的姿态。整个中国都处在抗日的烽火中，只有像张爱玲这样处在敌占区的都市，经济独立、有人身“自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清醒的观察者，反顾其经常出入的“富贵闲人”的大群落，才会对人生产生疑惑与恐慌。她的小说写出了浮躁喧哗的都市生活中幽暗、阴冷的一面，描写了人世的冷暖、人生的凄凉，以及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
正是那个特定的时代和孤岛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才成就了张爱玲。正如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写那样的：“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2]37因为上海被日军占领，不可能产生革命文学或抗战文学，少数留下的文人只能写些风花雪月或与战争无关的东西。而张爱玲自己也说：“她不善于写社会大题材，她的风格也不是情绪凸现而激烈的。”就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里，张爱玲找到了表现人生琐碎、平庸、苍凉、绝望的时机。她把那个变动的社会作为她所写生活与人物的活动背景，描写那个社会中属于旧时代的人们变动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动中人和人心的变化。她不像那些政治感强的作家那样，把笔下的生活和人物放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表现，她是面向人间的。而且也不强调生活和人生的飞扬，只偏重于写生活的苍凉，人生的沉浮。正如她所说：“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2]46她笔下没有英雄，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大变动。她作品中所描写的平淡沉闷的生活，都涌动着这个时代的“活”的底子———战争和变革正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因此，她的整个创作也都渗透着苍凉。
二、边缘的文化教育背景
不仅在生活处境上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边缘人，而在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上，她也一直游离于边缘的状态。
首先，早年的家庭氛围及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她在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上承袭了古典文学以悲凉、哀怨为美的传统。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人格的继承。她的小说中充满对普通人，特别是乱世中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前景的忧虑和关怀。这种深沉悠远的悲剧情怀是中国文人共有的一种品性，是传统文化在张爱玲意识中的积淀。
其次，她又饱受过英美风雨的熏染，因而她看世事不仅仅局限于发现了中国人宗教的“永远是虚空的空虚”的大悲哀，又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把这种体味作了形而上的思考。这就使得她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逃脱中国传统眼光的束缚，以一种局外人的冷静，加上她挑剔的习惯，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织中冷静地观望着时代变迁中旧式人物的个体生命。而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却又只能在西方文化门口徘徊的没落世家的后裔，在中西文化的夹缝的尴尬中，她的冷峻与挑剔，她敏感与早熟的性格，使她从悲剧性的身世之感中获得的不仅是一味的伤痛，而是多了一份理解与清醒。这样的经验投射到文学世界中，张爱玲对生命的审视，更多的是一种冷眼的张看，而不是价值取向的评判。刘志荣等曾说：“对于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从一开始起，他们就必然遭遇‘两重幻灭’：一方面，本土的文化传统不再让他们信奉；另一方面，外来的西方现代文明也已经显示没落的命运。”[3]20世纪初西方启蒙理性思潮对中国社会生活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儒道思想构架的自足秩序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现代西方精神中的科学与宗教也处于危机之中，同时西方的宗教救赎传统也无法深入缺乏宗教意识的中国民众心中，中国人所立足的传统文化精神板块处于断裂与漂移中。在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境遇中，张爱玲只有重回审美。古代文人是寄情山水，她选择的是寄情于日常的生活细节，虽然在内心深处还怀念着古中国“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的光鲜整洁的秩序。
同时在张爱玲的思想中，她也从未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社会革命或某种意识形态上。时代的沉重，时代的行进和巨变，给作家自我的落伍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就造成了她的作品浓重的苍凉感。那些呼啸前进的时代之子、生活强者是不会有这种苍凉感的。因此，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找不到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所关注的崇高、惊世、壮烈、忧患，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里的政治运动、社会冲突、对未来的乐观或绝望，似乎都是她竭力回避的主题。她的小说里既没有大波大澜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生生死死的大喜大悲，而小人物的小幅度的情感，凡夫俗子的平淡享乐，则是她津津乐道的生活本相。因为这里有生活中最普遍的悲欢，有着生命与人性的永恒。她以男女之情，演绎着她所理解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声”。所以张爱玲多取苍凉作结局，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44。启示的文学走出了消遣，走进了真正的悲凉。
由此，她的小说中的虚无就显得特别地赤裸与荒凉。在无法得救的绝境中，她只能将生存的意义系附在短暂的肉身此时此地的乐趣上，以及可以触摸可以把握的物质之中。因此，她的小说有着满满当当的物质和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于平凡人的琐碎的生活中，凭自己非同凡人的视察巧妙地融入自己对人生的体验，涂之以浓彩，抹之以繁复，用细腻的令人心酸的笔墨展现出来，点缀着她所体味的通向虚无的灰扑扑的人生之旅。在繁华的喧闹中，她处处寓示着大限的来临，让人们警醒着繁华后的悲凉，大喜后的大悲，使我们在她所指引的曲径通幽的探险中，慢慢体味出生活底色的悲。所以，读张爱玲也就有了多重感受：她的作品深含中国文字的独特韵味，既有国色天香的华丽之美，又有西风秋霜的萧瑟之悲；既体现着通俗文学的故事性，又融汇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揭示了人生的悲观主义的本质。张爱玲正是以她边缘者的身份全力感受的同时，用她边缘者的心态诠释着眼中的“苍凉”。在这水土不相宜之地，结下一朵朵奇葩。
⑩ 张爱玲的写作风格
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而尖锐的笔触、华丽阴郁的写作风格，使得张爱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
的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加之出身破落世家的背景和传奇般的情爱纠葛，她本人甚至成为了“
上海风情”的一个符号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