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诗风格
A. 现代诗歌有那些风格
风格”一词，本指人的风度品格，用于谈文论诗，则指作家、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特色，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的特征的表现，属于一种综合性的美学范畴。
1、时代风格论
诗的艺术风格始终受到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时代不同，风格各异。
五四初，平民意识，歌颂下层人民
抗战时期，诗歌从内容到艺术都一致
建国初，颂歌狂潮
浮夸的民歌，“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麦秸粗粗象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
五四时期曾以凤凰为象征预言中国新生的郭沫若率先唱出了《新颂》，曾在旧中国的监狱中写“给予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的艾青写的是《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在旧中国以唱“夜歌”著称的何其芳写出的是《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就边当年正忧心忡忡的胡风，也写了热情洋溢的《欢乐颂》。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歌颂新的时代，歌颂革命，成为当时诗歌的重要主题。
2、作家风格论
一种艺术风格的形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时代风格，不是地理风格，也不是诗体风格，而是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而这种艺术个性是由作家独自的个性气质、艺术修养、生活阅历、审美理想等各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
《明》田艺蘅《香宇诗谈》“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着，所以诗沉着。
薛雪《一瓢诗话》“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
B. 泰戈尔写诗的风格
泰戈尔一生的创作诗歌受印度古典文学、西方诗歌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他的小说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又有创新，特别是把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形成独特风格。泰戈尔的诗独特的风格中最为鲜明的东西就是其中的诗化特征.全面阐述这一特征,并提出印度诗学中的"味论"加以说明.从而证明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不仅在语言和激情方面而且在创作准则和理论基础上都与诗歌攸切相关. 他继承了古典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一代文化巨人。
泰戈尔一生共写有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8篇短篇小说，20个剧本。虽然他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是通过诗歌而扬名世界的，早期的诗歌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优美，1913年，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东方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后期的政治诗密切配合现实斗争，为他赢得了“爱国诗人”的称号，他深深地植根于民族艺术的土壤，大胆吸收外国的诗歌营养，开辟了印度诗歌的新天地，人们尊称他为“诗圣”。
早期的故事诗大多来源于宗教传说和民间故事，宗教传说包括佛教、印度教、锡克教的故事等，作者对这些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中期的《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著名的一部诗集，“吉檀迦利”是“献诗”的意思，即献给神的诗，诗集的主题是敬仰神，渴求与神的结合。颂神诗的形式在印度古已有之，但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它的内容与现实是紧密结合的，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晚期的政治抒情诗，逐渐改变了以前的改良主义情调和神秘主义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生辰集》第10首被认为是泰戈尔一生创作的纪念碑，泰戈尔在这首诗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他以此为标准总结评价了自己一生的创作。
C. 徐志摩诗歌风格是什么
徐志摩：新月派代表诗人 理想主义 形象 想象丰富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 、《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 《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 《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 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 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 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 ，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 《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佳作.
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败笔。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哈弥尔登”。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国的哈弥尔登，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D. 自由诗究竟有哪些
自由诗是白话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它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开端的标志。五四运动前旧体诗词的腐朽最为明显，反映在思想内容上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在形式上又死死坚守着陈腐不变的格律。为此，胡适明确指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谈新诗》）。这一主张，成为后来白话新诗创作的经典理论。 自由诗从旧式诗词格律的镣铐里脱胎而出，在体式、音节、语言方面力求解放，显示出新的特色： 首先是破除僵化陈腐文言，以白话加入诗行。尤其是提倡以接近大众口语的简洁亲切的俗字俗语取代文言的艰涩滥调，实写社会状况，表现真挚的感情和崭新的思想。 其次是在音节韵律上破除旧体诗词的声韵、格律平仄，废除骈偶典故等僵化的束缚，讲究切合自然音乐而不必拘于音韵（康白情《新诗之我见》），诗歌的声气音节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只求合乎诗人自身情绪感兴的自然消涨和语气的自然节奏。 另外，在体式上有意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表达方式。不为格律音韵所束缚，毫无顾忌的倾吐心里的东西，诗既不分行也不押韵，即使分节分行也完全按照作品内容而随意排列，以此形成了自由诗艺术形式上的主要特点。自由诗在思想内容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对被压迫被奴役的下层工农劳动者的悲惨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前所未有的以大量篇幅，展现了他们现实人生的苦难，以此来揭示旧社会贫富尖锐对立和封建专制的本质特征。 另一显著特点是在反封建专制种种旧传统旧观念的精神禁锢和束缚的主题上更多地寄寓着渴求个性自由解放、独立不阿的意义。这一特点又集中地体现在以汪静之和冯至为代表的爱情婚姻题材的自由诗创作中。他们赤裸裸地表述男女青年在恋爱上的欲望和要求，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歌唱自己的青春爱情，清澈见底地倾吐和展露五四青年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的内心深处的自由向往和个性解放要求，表现出一种蔑视旧礼教的叛逆姿态和对婚姻对自由的如火如荼的热切向往，真正地显示出五四要求个性自我解放的时代主题。 自由诗中也有一些赞美劳动意义，歌颂劳动人民优良品质，抒写对理想社会和光明前景憧憬的作品，这些作品尤为可贵的思想特征是往往在赞美的文字里透露出反封建的主题和乐观明朗积极进取的倾向，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还有相当数量的写景抒情短诗，诸如冰心、宗白华的那些诗意幽美的小诗，虽然不如揭示劳苦大众悲惨命运和歌唱追求爱情自由反叛封建旧礼教的诗篇深刻动人，但它们开掘和探索人生的意义，并由此展示出这方面的苦恼迷惘感伤和愤懑，同样映照出时代的投影，并且在思想感情的表现上尤为真挚细腻新颖，显得别有意味。 自由诗的不足也非常明显：一方面诗的语言和形式自由自在地开放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并且损害了在冲破旧体诗词镣铐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白话新诗的信誉和地位。另一方面以太多太盛的说理入诗，使理念多于情感，这亦反映出诗人体验生活的肤浅和对诗歌抒情特点的幼稚把握。与此相联系的是，那些描述社会人生苦难生活的诗作的写实手法也较肤浅，多以旁观姿态和一些生活表象的罗列堆集手法，因而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更深刻的分析，这些都是自由诗的通病。 1《一代人》 在黑与光的对立统一中，潇洒地跨越了维柯手制的樊篱，抽象的哲学意蕴切实地通过表象富有魅力地呈现于世。当然，没有光的世界只能是一片漆黑。因此，“黑”是扼杀光明的结果，黑夜便是光的坟墓，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特定时代象征。然而“黑色的眼睛”却无疑是黑夜的叛逆，它的黑色是黑夜“给”的，是黑夜阻断光明的结果。此外眼睛的黑并不象征着背弃光明，反倒是渴求光明的象征。 2《远和近》 第一节，是写“你”左顾右盼的行为。第二节是写“我”的独特感觉。“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从表层形式上看，这种感觉是反常的。因为你、我同处地上，你既然能看到我，说明我在你的视线里，双方距离并不遥远。而“云”处天际，它与人的距离遥不可及。诗人透过表层形象着意揭示了一种心理距离的远和近。人与人，虽然近在咫尺，但心理却存在各种隔膜与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觉着“很远”。而人与云、人与大自然却能沟通感情，因而觉得“很近”——亲近、融洽。 3《回答》 这首诗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诗人以强烈 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族生存的忧患，面对黑暗和荒谬，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我不相信 ”的回答，与此同时，在挑战和摧毁现存世界的声音背后，诗人从历史和未来之中捕捉 到希望和“转机”，《回答》一诗显示了北岛深沉、冷峻和凝重的艺术风格和较强的现 代主义特征。 4《一切》 。“一切”是意象的统一，自然界整体的表现。它更充分的体现是事物的完整性和事件的过程性。作者用虚词和抽象事物来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从而表达思想，这种诠释方式自然而深刻，随意而流畅。从诗歌的句式来看，诗歌是两句一节。这里诗歌的格式是相当讲究的。整首诗，作者的思想一直环绕着一切物象。由命运想到生活的苦难，想到爱情和战争。这些物象总在意识中交错着，反应心中想直解，却混乱难解的状态。诗歌里到处是伤口，到处是痛苦，而这一切归结于调动这一切的“一切”的语言。 5《断章》 诗的上节撷取的是一幅白日游人观景的画面。它虽然写的是“看风景”，但笔墨并没有挥洒在对风景的描绘上，只是不经意地露出那桥、那楼、那观景人，以及由此可以推想得出的那流水、那游船、那岸柳……它就像淡淡的水墨画把那若隐若现的虚化的背景留给读者去想象，而把画面的重心落在了看风景的桥上人和楼上人的身上，更确切地说，是落在了这两个看风景人在观景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那种极有情趣的戏剧性关系上。 6《红叶》 这首小诗很精炼，只选取了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镜头，抒发了诗人瞬间的一种感受。小诗虽然短小，内涵却很丰富。作者独具慧眼，让“绿”和“红”这两种色彩在一片枫叶中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翻空出奇，提高了诗歌的思想境界，且能以小见大，发掘出了新意，这种即景抒情，托物咏怀的手法，读来让人感物又感人，使得全诗隽永有味，令人不忍释卷。红梅在隆冬到来时方见其傲霜英姿，鲲鹏展翅尚待雷霆万钧，这里的霜重色愈浓，作者睹物感怀，想到红叶的娇艳正是经历了严霜的袭击， 7《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诗很短，只有十四行，一百四十七言。也许这是海子面朝大海的距离，也许也是海子寻找幸福的路程，可以肯定，这是海子承受25年生命的极限。祈求渴盼之后的宁静和光明，大痛大悲之后的干净与安详。用溅着海子血的圣言与湖水，抄录海子短短的诗篇；剪作一串串的纸钱，撒向天空，送海子回到他心中故乡的庭院。诗很短，而这次相送，整整走了13天。 8《再别康桥》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9《有的人》 作者大胆借鉴古诗用典的手法，在诗中运用了一连串能引发读者联想的典型细节和比喻。如“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当牛马”，使读者联想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想起他“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的话，感受到鲁迅对人民的爱的执著。“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能唤起我们读鲁迅《野草·题辞》时的激动。“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会使我们联想起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的意境。虽然是政治抒情，然而却运用形象思维，诗句优美，琅琅上口，使人过目难忘。 10《乡愁》 那一寸见方的邮票承载了诗人小时候的依恋，在互通音讯中诗人获得了母亲的安慰。一张窄窄的船票承载了诗人对爱人的相思和依偎；在来来往往中，诗人填补了感情的缺口，其中滋味自在不言中。一黄土割断了诗人和母亲的相见。诗人的心归往何处？那乡愁竟是不能圆的梦了！“这头”和“那头”终于走向了沉重的分离，诗人的心一下子沉入了深深的黑暗里。 诗人在这强烈的情感中转入对现在的叙述。现在，那湾浅浅的海峡，竟成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深深伤痕，也是诗人心中的伤痕，是和诗人一样的千千万万中华子孙的伤痕。诗的意境在这里突然得到了升华。那乡愁已不仅仅是诗人心中的相思和苦闷，它还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相思和苦闷。诗歌由此具有了一种深层的象征意义。那母亲难道不是祖国的象征？那情人难道不是诗人的自喻？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E. 现代短篇自由诗
1、《笔立山头展望》
《笔立山头展望》是近现代诗人郭沫若于1920年6月创作的一首新诗。此诗是诗人登上日本笔立山俯瞰现代工业城市发出的赞叹，诗中赞美了代表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和物质文明大都市。
赞美了大都市紧张热烈的气氛和蒸蒸日上的景象，赞叹海湾数不尽的轮船等等。全诗虽仅十六行，但运用比喻与排比等手法，哲理深厚亦气势如虹。
全文：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2、《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于1919年9、10月间写的一首新诗。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
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飈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作者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首诗意境壮阔，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全文：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3、《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
《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是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一首新诗，写于1920年，首次发表在1920年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上。
全诗在一系列的比喻中寄托自己的深情和热望，一层深似一层地表现了爱国的衷肠。这首诗风格豪放、明朗，音调和谐流畅。
全文：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4、《天狗》
《天狗》是现代文学家郭沫若1920年2月初创作的一首诗，首次发表在1920年7月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后收入作者第一本新诗集《女神》。
全文：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 X 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5、《晨安》
《晨安》是现代诗人郭沫若于1920年1月创作的一首新诗。这首诗第一节尽情渲染清晨的气氛，并请晨风“把声音传到四方”，接着诗人以关怀全人类的胸怀向全世界问安，由中国到俄罗斯，而后印度、欧洲、美洲。
诗人站在日本的海岸瞩目世界，最后诗人的视线又回到日本深切关怀日本人民的命运。诗以二十七个“晨安”领起参差错落的诗行，好像大风鼓动着波涛，层层叠叠，相推相涌，滚滚而来，具有雄伟的气势和宏朗的声响。
全文：
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平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
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呀！
晨安！雪的帕米尔呀！晨安！雪的喜玛拉雅呀！
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晨安！恒河呀！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红海呀！苏彝士的运河呀！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在一个炸弹上飞行着的D′annunzio呀！
晨安！你坐在Pantheon前面的“沉思者”呀！
晨安！半工半读团的学友们呀！
晨安！比利时呀！比利时的遗民呀！
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Whitman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
太平洋上的扶桑呀！ 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esame呀！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晨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天狗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笔立山头展望
F. 什么是诗歌风格
先秦
古谣谚
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牴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清》仅有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外门内必)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骚体
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骚体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
秦汉
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后汉书·刘陶传》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当是西汉作品，但也有东汉作品，如《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事，并非曲题古辞。《杂曲》本是乐府未收歌曲，其歌辞亦多东汉作品。至于谣谚及文人制作，则或有记载，或可考略，也以东汉作品为多。所以，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乐府官同黄门，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辩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轻视的。汉元帝好音乐，欣赏定陶王懂音乐，大臣史丹批评说：“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皆黄门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汉书·史丹传》）皇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以西汉著名作者“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民间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此外，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辞的名篇。总起来看，两汉乐府歌辞的成就，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代表。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魏晋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瑒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第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体
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
从文学史阶段来说，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体
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
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还指出“过江（指东晋）佛理尤盛”。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
南北朝
杂体诗
通指古典诗歌正式体类以外的各种各样的诗体。这些诗多把字形、句法、声律和押韵加以特殊变化，成为独出心裁的奇异之作，一般带有文字游戏性质。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诗有杂体：一曰拗体，二曰蜂腰体，三曰断弦体，四曰隔句体，五曰偷春体，六曰首尾吟体，七曰盘中体，八曰回文体，九曰仄句体，十曰叠字体，十一曰句用字体，十二曰藁砧体，十三曰两头纤纤体，十四曰三妇艳体，十五曰五杂俎体，十六曰五仄体，十七曰四声体，十八曰双声叠韵体，十九曰问答体，皆诗之变体也。”实际上可以归为杂体诗类的远不止上述这些。诸如藏头诗，神智体，辘轳体等等。杂体诗多为汉魏六朝时文人所创制，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终非诗体之正”（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一般不能列为正规的文学作品。
乐府诗
原为音乐官署，始置于西汉。掌管朝会庙堂所用的音乐，制定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后来，把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为“乐府”。后世也称魏晋至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为“乐府”。宋、元、明的词、散曲和剧曲，因配合音乐，有时也称为“乐府”。
宫体诗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梁书·徐摛传》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这种“新变”正是宫体诗的形式特点。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代表作家：萧纲、萧绎、徐干、庾肩吾、徐陵。
徐庾体
指南北朝时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摛和庾肩吾都是南朝梁后期诗人，为简文帝萧纲所器重，并以写艳体诗闻名。徐陵和庾信早年仕梁，诗风亦继承父辈，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徐陵后来仕陈，继续写作艳体诗。庾信则因出使被留在北周，后期诗风有所变化，显得苍凉刚健，非徐陵所及；但重辞藻、用典多的特点，仍与徐有相似之处。唐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曾概括“徐庾”的特色为“流丽”，这是就诗来说的。就骈文而论，则专指徐陵和庾信两人。他们比前辈沈约、任昉等，更讲究用典，写得更丽逸，但由于过份拘泥于典故，有时个别文句欠通顺，影响了文章的流畅。
清代蒋士铨说：“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徐陵)逸而不遒。庾子山（庾信）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评选四六法海·总论》）这段话虽有推崇过当处，但指出了徐、庾的共同点，并且指出庾信骈文胜于徐陵，则不失为公允之论。
G. 自由诗有哪些
自由诗是白话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它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开端的标志。五四运动前旧体诗词的腐朽最为明显，反映在思想内容上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在形式上又死死坚守着陈腐不变的格律。为此，胡适明确指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谈新诗》）。这一主张，成为后来白话新诗创作的经典理论。
自由诗从旧式诗词格律的镣铐里脱胎而出，在体式、音节、语言方面力求解放，显示出新的特色：
首先是破除僵化陈腐文言，以白话加入诗行。尤其是提倡以接近大众口语的简洁亲切的俗字俗语取代文言的艰涩滥调，实写社会状况，表现真挚的感情和崭新的思想。
其次是在音节韵律上破除旧体诗词的声韵、格律平仄，废除骈偶典故等僵化的束缚，讲究切合自然音乐而不必拘于音韵（康白情《新诗之我见》），诗歌的声气音节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只求合乎诗人自身情绪感兴的自然消涨和语气的自然节奏。
另外，在体式上有意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表达方式。不为格律音韵所束缚，毫无顾忌的倾吐心里的东西，诗既不分行也不押韵，即使分节分行也完全按照作品内容而随意排列，以此形成了自由诗艺术形式上的主要特点。自由诗在思想内容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对被压迫被奴役的下层工农劳动者的悲惨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前所未有的以大量篇幅，展现了他们现实人生的苦难，以此来揭示旧社会贫富尖锐对立和封建专制的本质特征。
另一显著特点是在反封建专制种种旧传统旧观念的精神禁锢和束缚的主题上更多地寄寓着渴求个性自由解放、独立不阿的意义。这一特点又集中地体现在以汪静之和冯至为代表的爱情婚姻题材的自由诗创作中。他们赤裸裸地表述男女青年在恋爱上的欲望和要求，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歌唱自己的青春爱情，清澈见底地倾吐和展露五四青年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的内心深处的自由向往和个性解放要求，表现出一种蔑视旧礼教的叛逆姿态和对婚姻对自由的如火如荼的热切向往，真正地显示出五四要求个性自我解放的时代主题。
自由诗中也有一些赞美劳动意义，歌颂劳动人民优良品质，抒写对理想社会和光明前景憧憬的作品，这些作品尤为可贵的思想特征是往往在赞美的文字里透露出反封建的主题和乐观明朗积极进取的倾向，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还有相当数量的写景抒情短诗，诸如冰心、宗白华的那些诗意幽美的小诗，虽然不如揭示劳苦大众悲惨命运和歌唱追求爱情自由反叛封建旧礼教的诗篇深刻动人，但它们开掘和探索人生的意义，并由此展示出这方面的苦恼迷惘感伤和愤懑，同样映照出时代的投影，并且在思想感情的表现上尤为真挚细腻新颖，显得别有意味。
自由诗的不足也非常明显：一方面诗的语言和形式自由自在地开放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并且损害了在冲破旧体诗词镣铐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白话新诗的信誉和地位。另一方面以太多太盛的说理入诗，使理念多于情感，这亦反映出诗人体验生活的肤浅和对诗歌抒情特点的幼稚把握。与此相联系的是，那些描述社会人生苦难生活的诗作的写实手法也较肤浅，多以旁观姿态和一些生活表象的罗列堆集手法，因而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更深刻的分析，这些都是自由诗的通病。
1《一代人》
在黑与光的对立统一中，潇洒地跨越了维柯手制的樊篱，抽象的哲学意蕴切实地通过表象富有魅力地呈现于世。当然，没有光的世界只能是一片漆黑。因此，“黑”是扼杀光明的结果，黑夜便是光的坟墓，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特定时代象征。然而“黑色的眼睛”却无疑是黑夜的叛逆，它的黑色是黑夜“给”的，是黑夜阻断光明的结果。此外眼睛的黑并不象征着背弃光明，反倒是渴求光明的象征。
2《远和近》
第一节，是写“你”左顾右盼的行为。第二节是写“我”的独特感觉。“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从表层形式上看，这种感觉是反常的。因为你、我同处地上，你既然能看到我，说明我在你的视线里，双方距离并不遥远。而“云”处天际，它与人的距离遥不可及。诗人透过表层形象着意揭示了一种心理距离的远和近。人与人，虽然近在咫尺，但心理却存在各种隔膜与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觉着“很远”。而人与云、人与大自然却能沟通感情，因而觉得“很近”——亲近、融洽。
3《回答》
这首诗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诗人以强烈 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族生存的忧患，面对黑暗和荒谬，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我不相信 ”的回答，与此同时，在挑战和摧毁现存世界的声音背后，诗人从历史和未来之中捕捉 到希望和“转机”，《回答》一诗显示了北岛深沉、冷峻和凝重的艺术风格和较强的现 代主义特征。
4《一切》
。“一切”是意象的统一，自然界整体的表现。它更充分的体现是事物的完整性和事件的过程性。作者用虚词和抽象事物来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从而表达思想，这种诠释方式自然而深刻，随意而流畅。从诗歌的句式来看，诗歌是两句一节。这里诗歌的格式是相当讲究的。整首诗，作者的思想一直环绕着一切物象。由命运想到生活的苦难，想到爱情和战争。这些物象总在意识中交错着，反应心中想直解，却混乱难解的状态。诗歌里到处是伤口，到处是痛苦，而这一切归结于调动这一切的“一切”的语言。
5《断章》
诗的上节撷取的是一幅白日游人观景的画面。它虽然写的是“看风景”，但笔墨并没有挥洒在对风景的描绘上，只是不经意地露出那桥、那楼、那观景人，以及由此可以推想得出的那流水、那游船、那岸柳……它就像淡淡的水墨画把那若隐若现的虚化的背景留给读者去想象，而把画面的重心落在了看风景的桥上人和楼上人的身上，更确切地说，是落在了这两个看风景人在观景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那种极有情趣的戏剧性关系上。
6《红叶》
这首小诗很精炼，只选取了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镜头，抒发了诗人瞬间的一种感受。小诗虽然短小，内涵却很丰富。作者独具慧眼，让“绿”和“红”这两种色彩在一片枫叶中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翻空出奇，提高了诗歌的思想境界，且能以小见大，发掘出了新意，这种即景抒情，托物咏怀的手法，读来让人感物又感人，使得全诗隽永有味，令人不忍释卷。红梅在隆冬到来时方见其傲霜英姿，鲲鹏展翅尚待雷霆万钧，这里的霜重色愈浓，作者睹物感怀，想到红叶的娇艳正是经历了严霜的袭击，
7《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诗很短，只有十四行，一百四十七言。也许这是海子面朝大海的距离，也许也是海子寻找幸福的路程，可以肯定，这是海子承受25年生命的极限。祈求渴盼之后的宁静和光明，大痛大悲之后的干净与安详。用溅着海子血的圣言与湖水，抄录海子短短的诗篇；剪作一串串的纸钱，撒向天空，送海子回到他心中故乡的庭院。诗很短，而这次相送，整整走了13天。
8《再别康桥》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9《有的人》
作者大胆借鉴古诗用典的手法，在诗中运用了一连串能引发读者联想的典型细节和比喻。如“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当牛马”，使读者联想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想起他“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的话，感受到鲁迅对人民的爱的执著。“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能唤起我们读鲁迅《野草·题辞》时的激动。“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会使我们联想起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的意境。虽然是政治抒情，然而却运用形象思维，诗句优美，琅琅上口，使人过目难忘。
10《乡愁》
那一寸见方的邮票承载了诗人小时候的依恋，在互通音讯中诗人获得了母亲的安慰。一张窄窄的船票承载了诗人对爱人的相思和依偎；在来来往往中，诗人填补了感情的缺口，其中滋味自在不言中。一黄土割断了诗人和母亲的相见。诗人的心归往何处？那乡愁竟是不能圆的梦了！“这头”和“那头”终于走向了沉重的分离，诗人的心一下子沉入了深深的黑暗里。 诗人在这强烈的情感中转入对现在的叙述。现在，那湾浅浅的海峡，竟成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深深伤痕，也是诗人心中的伤痕，是和诗人一样的千千万万中华子孙的伤痕。诗的意境在这里突然得到了升华。那乡愁已不仅仅是诗人心中的相思和苦闷，它还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相思和苦闷。诗歌由此具有了一种深层的象征意义。那母亲难道不是祖国的象征？那情人难道不是诗人的自喻？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H. 不同现代诗人诗歌的风格
现代诗歌是指“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中国近现代诗歌的主体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科学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体诗 格律形式束缚为主要标志的新体诗.“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
编辑本段现代诗歌特点
1.形式是比较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4.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编辑本段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今风体韵律诗歌和现代格律诗歌
这是按照诗歌语言节奏和谐性的层级,是一般和谐还是非常和谐（最高和谐）来划分的. （1）今风体韵律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今风体韵律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一般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代表作是我国当代诗人于进水的《姐姐》. （2）现代格律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现代格律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最高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现代格律诗歌的格律要求与古典格律诗歌的要求一样,定字、定句、定节、定平仄、定韵等. （见于进水《汉语言韵律诗歌理论纲要》）
叙事诗和抒情诗
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
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4）韵脚诗：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顾名思义,泛指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类似流行于网络的方道文山流素颜韵脚诗.出道于2000年之后.
现代诗和当代诗
按照诗歌发展的阶段分类. （1）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2）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
编辑本段表现手法
举例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I. 徐志摩诗歌风格是什么
网上对于徐志摩的来评价有好自多种，但我认为，徐志摩的诗歌一如他本人，柔的时候遍似一弯清泉，但真的时候便如火一样。他的诗中还会偶然夹杂着落寞，不解，排斥等等，但他的诗一定是真性情的，像孩子一样，歌颂他喜欢的，贬低他排斥的，追求他想要的。
J. 诗歌有哪些风格
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风格，一般来说，有下列几种。
（一）隽永肥肉称为隽，深长叫做永。本意是：吃肥肉而感到滋味深长，谓之隽永。把它借用到文学上面来，就是指风格甘美，意味无穷。
（二）沉郁沉郁，就是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所谓沉，是就情感的深沉而言；所谓郁，是就情感的浓郁、忧愤而言。陈廷焯云：“沉郁则极深厚”（《白雨斋词话》卷一），又云：“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郁。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白雨斋词话》卷三）反过来说，郁则能深，深则能厚。可见，深厚是沉郁的根本。
（三）纤秾纤细稠秾，谓之纤秾。纤，指纹理细密。秾，是色泽葱郁。它质地细，密度大，色彩浓，组合匀。它像镜湖荡起的阵阵涟漪，它似垂杨蔽日的浓荫，它如碧桃满树的果林。唐代的司空图， 以重彩浓墨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纤秾图。“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诗品·纤秾》），就是其中的传神之笔。
（四）冲淡冲和、淡泊，叫做冲淡。冲淡和纤秾不同。纤秾用的是浓彩，冲淡施的是淡墨。冲淡并非淡而无味，而是冲而不薄，淡而有味。
（五）通俗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王充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论衡·自纪》）。所谓明言、露文，即指通俗。
（六）典雅古奥庄重，雍容雅致，谓之典雅。唯其古奥庄重，故情感的表现必求合乎法度规距；唯其雍容雅致，故兴味的寄托必求合乎高尚的标准。
（七）自然就是作诗毫不勉强，决不做作，从从容容，自然而然，谓之自然，布封说得好：“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他动起笔来只有感到愉快：意思很容易互相承续着，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论风格》）自然是自由的，它不拘一格。自然反对矫饰，矫饰排斥自然。自然是对必然的服从，矫饰力图摆脱必然。自然天衣无缝，绝无斧凿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