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风格

⑴ 以蔡文姬为例,分析郭沫若的剧诗风格

郭沫若是杰出的诗人和著名的历史剧作家，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共创作了《王昭君》、《卓文君》、《屈原》、《蔡文姬》、《武则天》等十一部历史剧。这些剧作，精选历史题材，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开辟了我国历史剧古为今用的新道路。剧作《屈原》巧妙地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以呼风唤雨的热望，毁灭鬼神的愤怒，从精神上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斗争，唱响了一曲时代的响遏行云的战歌。《蔡文姬》注重情节构思和人物虚构，具有浓郁的诗的意境，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见解和创作风格的作品。这两部剧作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充满诗意的戏剧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较集中体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对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进行初步地分析探讨。
一、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郭沫若自幼便接受浪漫主义风格的感染熏陶，8岁开始学做对句和五七言诗，庄子、屈原、司马迁、李白等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大文豪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1914年，他赴日留学，虽然是学医学，但却沉醉在浪漫主义诗人歌德、拜伦、雪莱、泰戈尔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1916年开始文学创作，最初试笔的《别离》、《新月与白云》等新诗，就初步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点。作家的创作风格是相对稳定的，以描写理想生活图景为主的浪漫主义特色一旦形成，出现在其历史剧中，当然是水到渠成。再者，历史剧这一题材的本身就蕴涵着浪漫主义的因素，正如郭沫若所言：“话剧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用话剧这种体裁来写历史剧，这种做法就包含着浪漫主义在内。”
（一）让艺术想象力自由驰骋
历史剧是历史科学和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历史剧的创作应当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在历史剧创作中有其广阔的天地。郭沫若也认为：“我们写古人所能凭借的材料都是很有限的，那就要求历史剧作者发挥想象力，把很少的材料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他以《蔡文姬》的创作为例：“我写《蔡文姬》，一部分是根据历史上的材料，一部分是我编造的。有些人物是虚构的，有些事情的过程也是想当然的。”《蔡文姬》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见解和创作风格的作品。其主要事件和人物都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去充分运用他的想象力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作者的成功，就在于他这种虚构不仅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还充分考虑到了艺术本身对美的要求；简而言之，他是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去驰骋他的想象力的，例如，作者虑构了赵四娘这个人物，固然是为了让蔡文姬安心归汉；但也反映了在我们民族史上，历来都有舍身求法的人物这一事实。由于赵四娘这一形象的存在，使蔡文姬的形象有了更充分的历史合理性。此外，作者安排董祀与蔡文姬是亲戚关系，并担任正使，为的是使董祀有理由和蔡文姬在思想上作深入的接触，以便更好地展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把左贤王处理成爱国主义者，也有利于更准确地表现历史上我们各民族间的关系；让董祀在南返途中失足落马受伤，不能同回邺下，为的是让周近在曹操面前有进谗言的机会，使戏剧情节产生新的波澜。这些人物关系的艺术构思与精心安排，使整个剧情有一个贯串的事件，因而便于更精确、更生动地表现历史的真实面目。

描写理想的生活图景，追求理想的真实是浪漫主义的首要特点。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说：“艺术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而是追求理想的真实。”又说：“……我总觉得有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有的来描写它。”可见，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不是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式进行描写，而是对生活应该有的样式加以描绘。郭沫若历史剧中的人物形象，正是按照对生活应该有的样式进行描绘的。他在20年代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史剧《聂嫈》、《王昭君》和《卓文君》，就是例证。其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和王昭君开罪画师毛延寿的历史故事，在他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中都被重新改写：卓文君被塑造成一个反叛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而王昭君更是一位不愿做宫中玩物、敢于藐视君王权威的英雄。《聂嫈》则是作者在五卅运动的鼓舞下，在其旧作《棠棣之花》基础上“扩写”而成，在剧中诗人借聂政的妹妹聂嫈之口唱道："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加入了新的反帝的思想。再如，他创作《屈原》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是抗战还是投降，是团结还是分裂，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因此，作者既没有以屈原自沉汩罗江为结局，也没有写屈原被流放汉北，而是写成屈原决心跟着救他脱险的卫兵"出走汉北"。在“雷电颂”中他面对苍穹迸发出威武不屈的钢铁誓言：“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作者想以此表明生活中的应有样式：第一，屈原在这场不白之冤的磨难后，已经认清了最高统治者的真面目，没有以死尽忠，而是放弃了愚忠思想，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第二，现实中虽然爱国力量遭受了挫折和失败，但斗争不会停止，只要与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斗争终会取得胜利。由于作品代表着广大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共同心声，公演后在文坛内外引起了强烈震撼，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此外，在他50年代以后仅有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中，曹操和武则天都不同于传统舞台上的奸雄、淫妇形象，分别呈现出雄图大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扶危济困、爱民如命的崭新面貌。综上所述，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侧重于考虑在整个历史的典型环境的基础上，自由地驰骋其艺术想象力，因而其剧作具有一种气势磅礴、雄奇瑰丽和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气息。
（二）热情奔放地直抒胸臆
郭沫若在辛亥革命期间，亲历四川的“保路运动”，1926年弃文从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7年从日本冒死回国投身于救亡运动，非凡的人生经历涵育了他不屈的反抗精神和高涨的革命激情。因此，在其历史剧的创作中，用浪漫主义诗人的才华去抒发这些激情四射的内心情感便成了得心应手的事。事实也正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郭沫若接连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历史剧，都以热情奔放地直抒胸臆见长，其中《屈原》标志着当时整个历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在此剧中，他用诗的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把火山爆发式的激情，通过剧中人的话，特别是抒情独白喷射出来，震撼人的灵魂。如《屈原》中的《雷电颂》，将抒情性与戏剧性巧妙地结合，使屈原与雷电同化，把屈原不屈不挠，为真理斗争到底的思想和性格集中地表现出来，成功地将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在东皇太乙庙这座黑暗牢笼里，屈原以磅礴宇宙的气势，喷涌出毁灭诸神的愤怒，“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同时，借用风暴、雷霆、闪电的力量，迸发出对于黑暗社会的爆炸性的反抗宣言，将自己的一腔悲愤同猛烈咆哮的风雷电融为一体，去摧毁这黑暗的世界，重现光明。作者写道：“啊，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这呼风唤雷的激情、无不直接显露了郭沫若冲动的气质、奔放的热情和个性的光辉。屈原的伟大形象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郭沫若以“发展历史的精神”借古喻今，通过屈原形象的塑造，揭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妥协的丑恶行径，屈原的形象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周恩来指出：“屈原没有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是郭沫若同志借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愤怒。” 刘遽然也盛赞《屈原》的根本价值是“从屈原那种爱国舍身的高尚思想和坚毅不拔的卓越人格上，给予目前在为复兴抗战而奋斗的中华儿女，一番宝贵的教训和楷模。”周务耕更是高度赞誉《屈原》“在考证上是怎样的正确与精深，在笔力上是怎样的博大与浑融；而感情丰富，激越，如崩山倒海的气势，真可推为千古不朽的名著，置之世界名著如荷马之《伊里亚特》与《奥地赛》，歌德之《浮士德》，莎士比亚之《哈姆雷特》之中，亦毫无逊色……”

运用灵活多变的修辞艺术，营造气势恢弘、苍凉悲壮的语言环境，并借助其抒发内心浓烈的的激情，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基本特色。这一特色在《屈原》中得以集中体现。首先，剧中运用了象征的手法：风，“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大声咆哮啊！”借助于讴歌伟大的自然威力，抒发了对摧毁黑暗的渴望和对这种伟大正义力量的赞美。同时，用风雷电象征着能够摧垮黑暗统治和邪恶势力的伟大力量，用东皇太乙等众神象征反动统治者及各种黑暗势力。其次，通篇运用拟人、呼告的修辞方法。如“风，你咆哮吧！咆哮吧！” “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等等，这些语句，热切地呼告和歌颂风、雷、电；而“你，你东君，你是什么个东君”等语句，无比愤怒地斥责恶神。这样，就直接有力地表达了爱憎的感情，增强了语句的气势和表达效果。独白中屈原满怀激情地直接和风雷电对话，直接怒斥偶像神灵，这些拟人的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鲜明的爱憎感情。反复与排比的手法，充分地表达感情，使独白具有极强的语势。如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等等，感情洪流宛如江河溃坝，汹涌奔腾。另外剧中还有不少反问句，设问句，这些句子，呼唤指斥，增强了独白的战斗力。
二、诗与剧的完美结合
郭沫若集剧作家和诗人于一身，诗人的激情与剧作家的才华，使其创作的历史剧既充溢着诗意美，又具有扣人心弦戏剧情节，可以说他的历史剧是诗与剧的完美结合。陈瘦竹在《剧中有诗》中分析了郭沫若历史剧诗剧合一的本质特征。陈文以历史上“戏剧本是诗的一种”为线索，引证出郭沫若历史剧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认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主角，是抒情诗人自己，当他处理历史题材时，不仅有所选择而且必然有所创造。”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体现了“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这一重要原则。陈文还特别强调，郭沫若史剧的诗意不是单一因素形成的，而是全方位的，是由戏剧冲突、戏剧语言、人物性格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剧作充溢着诗意美
郭沫若是一个著名的抒情诗人，他对于诗有特殊的敏感，善于在剧中酝酿和组织诗的场面，营造诗的意境。他在剧本创作中，不仅能舍身处地地体验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以人物的内在感情来打动人心，而且还擅长于用饱蘸激情的诗笔去描写场景，刻画人物。例如，在《屈原》一剧中，雷电独白、怀念婵娟、祭奠婵娟等场景，都是屈原特定感情的直接抒发和诗化的表现，并且围绕这些场景，着力于进行相应的气氛的烘托，时而雷鸣电闪，时而风光霁月，融景于情，寄情于景，将整个戏剧染上浓重的诗意。再如，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抒情独白《雷电颂》，简直就是一首声情并茂的抒情诗：“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这一节把洞庭湖中的水、长江的浪、东海的波想象成“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表示它们是鼓舞人的具有改造作用的伟大力量。“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眼泪有什么用?顶多让你们哭出几笼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们用来打奴隶的刑具么?你们滚下船来，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作者饱含着胸中的万丈怒火，笔端带着强烈的愤慨，用层层递进、雷霆万钧的排比，抒发了屈原对黑暗现实的强烈诅咒和对光明的热切追求，使作品产生巨大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浓郁的诗的意境，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特色，在其剧作中得以充分体现。《蔡文姬》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在此剧中，作者把《胡笳十八拍》中许多扣人心弦的章句，象明珠一样，镶嵌在剧情发展的重要关口，大大加强了全剧的诗的气氛和艺术感染力。例如，在诗章的伴唱运用上，作品第一幕，当蔡文姬扔下一对儿女踏上遥遥不归路时，后台反复合唱蔡文姬亲作的《胡笳诗》：“不谓残生呵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呵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呵四牡啡啡，胡儿号呵谁得知？与我生死呵逢此时！……”这苍凉的《胡笳诗》第十三拍深入骨髓、撕心裂肺，意欲引起人们泣血般的同情和心灵深处的哀恸！作者不仅是把它作为深刻揭示剧中人物内心独白的有力手段，使之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把读者和观众更进一步地引向了剧中的规定情境，缩短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此外，第三幕蔡文姬在长安郊外父亲蔡邕墓前疲倦至极，倒在墓前，在其梦境中，描写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诗意，第五幕中反复吟哦和演唱的《重睹芳华》，都使剧本获得了强烈的诗的意境。
（二）戏剧情节构思巧妙
郭沫若的历史剧之所以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是因为他不仅注重以人物形象感人，更注重以戏剧情节感人。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他倾注入了自己强烈的爱憎，以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例如，在《屈原》剧中，他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认为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当风云变幻时，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和优秀品德便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一个光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这个形象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便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忠良，而且所采用的手段也很卑鄙。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这一形象的刻画，对屈原起到了反衬的作用。使其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益加鲜明突出。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作者还善于根据不同题材的要求，安排人物关系，组织尖锐的戏剧冲突。例如，在《屈原》剧中，郑袖陷害屈原这一人物关系的设计，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变化。为了更好地表现屈原的精神和思想，作者安排了许多戏剧性的冲突与变化，制造出紧张的情节和浓烈的气氛，让屈原的情感得以充分地表达和倾吐。在郑袖的密谋下，当楚怀王与张仪、靳尚等人出现时，郑袖倒在了屈原怀中，顿时风云突变，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随后，作者安排了靳尚造谣惑众、宋玉变节求荣、屈原怒斥张仪、婵娟拒绝诱逼、靳尚毒害屈原等一系列戏剧冲突，步步相逼，环环相扣，终于导致了屈原情感的大爆发，以一曲《雷电颂》把全剧再次推向高潮。再如，在《蔡文姬》中，他根据剧情的发展，在匈奴与汉、匈奴内部、汉使之间，甚至蔡文姬家庭内部，都设置了一连串的冲突，造成了一系列精采的戏剧场面，出现了众多的性格的闪光。在《武则天》中，作者则围绕宫廷内部，甚至家庭内部各种特殊的关系组织戏剧冲突，使得情节的发展既集中、又动人。如武则天与裴炎、太子贤、上官婉儿的矛盾，是分别通过亲信、母子、世仇的关系表现出来；裴炎与郑十三娘、上官婉儿、骆宾王的矛盾，又是分别通过世交、恩师、同谋者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这样，就能使得戏剧冲突更为尖锐和复杂，同时，也便于用最俭省的笔墨刻画出生动而丰富的人物性格。总之，作者在解放前写的一些历史剧，如《虎符》、《南冠草》、《孔雀胆》等，都十分重视戏剧情节的跌宕与曲折。
郭沫若的历史剧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其主要特征，在于以奇特的构思和诗的意境，灵活地驾驭历史素材，借以抒发和寄托自己的感情，表达和倾诉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感受，并达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

⑵ 古代文学蔡琰悲愤诗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1、是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情感，将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起来。该诗虽是叙事诗，但情动于词，情事互相映衬，叙事不枯不躁，不碎不乱，详略分明。

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身遭遇为纲，言情以悲愤为主，但又有悲喜的变化，波澜动荡起伏。在表现悲愤的情感上，多层次多方面地抒发这种情感。

2、是这首诗的描写感受真实。由于诗人叙写的是亲身经历，所以诗人被掠的俘虏生活和别子进退两难的复杂心情都写得真实感人。

3、是这首诗的语言淳朴，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由于它情真、情深，所以质由中出，不假雕饰，自然成文。诗中人物语言极富个性生化。

(2)蔡文姬风格扩展阅读

蔡琰的骚体《悲愤诗》之所以感人至深，不仅仅是因为经历悲惨、感情真挚，和她过人的才学，艺术手法的运用，以及语言文字的锤炼也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擅于用烘托渲染的手法来表现主观情感。骚体《悲愤诗》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蔡琰在进行创作时采用了一系列的抒情方式，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借景抒情，这是中国古代诗歌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法。

“山谷眇兮路曼曼”写的是入胡途中所见的景象，“眇”古同“渺”，有高远之意，既体现出了路途遥远、辽阔无迹，又带有一种对未来的迷茫、怅惘情绪，加上“路曼曼”借用屈原《离骚》中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把蔡琰面临的艰辛与漫长的未知生活都清楚地表现出来。

2、言简练凝结，句式严谨匀称。蔡琰用短短两百多字就写出了自己被掳入胡的路途艰辛、身处胡地的感伤、别子归乡的矛盾痛苦，可谓是字字珠玑。蔡琰入胡十二载，所经历的事情千千万万，

她能够从中选择出最有利于表达自己悲情的事件，浓缩裁剪，将感情集中到一处，用简洁古朴的语言进行描绘，这种精炼的叙事风格更容易打动读者，足以见其语言运用技巧的高超。

3、继承并发扬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朱熹说：“东汉文士有意于骚者多矣”，可见《离骚》对东汉文人影响之大，蔡琰的骚体《悲愤诗》既名骚体，必然与《离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是一心为国，反被谗言所害，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一个是满腔才情，却被胡骑掳掠，父亲遗志无法完成。他们同样都采用抒情诗的形式来抒发个人身世遭遇，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

⑶ 同样风格的蔡文姬图片

很高兴能为你解答，我不玩游戏，不知道哪张是你要的，把有的都给你吧！

⑷ 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

现代戏剧《蔡文姬》[1-2]
是郭沫若先生专门为北京人艺创作的一部历史剧，剧情描写了距今2000多年前东汉才女蔡文姬的坎坷际遇。

⑸ 古代才女蔡文姬的写作风格

琰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6] 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曾作诗称赞蔡琰的五言诗：“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办香可也及钗裙。”大意是说蔡琰的才华压倒了汉代才女卓文君，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也是受到了蔡琰的影响。
骚体《悲愤诗》由于旨在抒情，首尾两节对被俘入胡和别子归汉的经历都比较简略，中间大篇幅自然风景用以渲染蔡琰离乡背井的悲痛心情，在这些对景物和人情的描述中，蔡琰极言它们与她故乡中土的差异，以此形容自己在这与中土迥异的环境下心情之沉痛悲愤。

⑹ 有谁帮忙写一篇关于蔡文姬的散文

《胡笳十八拍》与蔡文姬的吟唱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象的真实写照。蔡文姬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掠掳西去的。
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辛源于被掳。她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冰霜凛凛”、“原野萧条”、“流水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徙，住在临时用草筏、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拌”，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he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遇，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⑺ 蔡文姬的故事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
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自小过人，她六岁时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琴艺超人。她在胡地日夜思念故土，回汉后参考胡人声调，结合自己的悲惨经历，创作了哀怨惆怅、令人断肠的琴曲《胡笳十八拍》；嫁董祀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这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⑻ 可以从哪几方面鉴赏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的感情色彩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象的真实写照。蔡文姬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掠掳西去的。

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辛源于被掳。她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冰霜凛凛”、“原野萧条”、“流水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徙，住在临时用草筏、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拌”，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he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遇，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奴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操平定了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节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叙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曲调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蔡文姬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音乐委婉悲伤，撕裂肝肠。

《胡茄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一章为一拍，共十八章，故有此名，反映的主题是“文姬归汉”。汉末战乱中，蔡文姬流落到南匈奴达十二年之久，她身为左贤王妻，却十分思念故乡，当曹操派人接她回内地时，她又不得不离开两个孩子，还乡的喜悦被骨肉离别之痛所淹没，心情非常矛盾。

古琴曲，据传为蔡文姬作，由18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由琴伴唱。“拍”在突厥语中即为“首”，起“胡笳”之名，是琴音融胡茄哀声之故。表现了文姬思乡、离子的凄楚和浩然怨气。现以琴曲流传最为广泛。

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双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X平定了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邪路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余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曲调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蔡文邪路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音乐委婉悲伤，撕裂肝肠。

唐代琴家黄庭兰以擅弹此曲着称。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诗中有：“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客归。”在琴曲中，文姬移情于声，借用胡笳善于表现思乡哀怨的乐声，融入古琴声调之中，表现出一种浩然的怨气。

现有传谱两种，一是明代《琴适》（1611年刊本）中与歌词搭配的琴歌，其词就是蔡文姬所作的同名叙事诗；一是清初《澄鉴堂琴谱》及其后各谱所载的独奏曲，后者在琴界流传较为广泛，尤以《王知斋琴谱》中的记谱最具代表性。

全曲共十八段，运用宫、征、羽三种调式，音乐的对比与发展层次分明，分两大层次，前十来拍主要倾述作者身在胡地时对故乡的思恋；后一层次则抒发出作者惜别稚子的隐痛与悲怨。

此曲全段都离不开一个“凄”字，被改编成管子独奏，用管子演奏时那种凄切哀婉的声音直直的透入人心，高则苍悠凄楚，低则深沉哀怨。

蔡文姬作的《胡笳十八拍》被郭沫若称道为“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

全诗共十八段，谱作成套歌曲十八首。据郭沫若说，突厥语称“首”为“拍”，十八拍即十八首之意。又因该诗是她有感于胡笳的哀声而作，所以名为《胡笳十八拍》或《胡笳鸣》。原是琴歌，但魏晋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两种不同的器乐曲，称《大胡笳鸣》、《小胡笳鸣》。前者即为《胡笳十八拍》的嫡传。
唐代琴家黄庭兰以擅弹此曲著称。李颀有《听董大弹胡笳》诗：“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客归。”就是对该曲内容的概括。现存的曲谱最早见于1425年刊行的《神奇秘谱》本，称“大、小 胡笳”，都是无歌词的器乐曲。可唱的琴歌《胡笳十八拍》，初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孙丕显所刻的《琴适》中，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谱本，其歌词即文姬所作的“我生之初尚无为……”。音乐基本上用一字对一音的手法，带有早期歌曲的特点。从第一拍到第九拍，以及第十二、十三两拍，都有一个相同的尾声，有受汉代相和大曲影响的痕迹。全曲为六声羽调，常用升高的徵音（升5）和模进中形成的高音（升1）作为调式外音。情绪悲凉激动，感人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