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王勃的写诗风格是怎样的

对于王勃诗歌的风格，历来评论不一，意见纷纭，但综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王勃诗歌的风格以“绮丽”为主，如宋代王应麟说王勃诗歌具有“江左卑弱之风”；南宋词人刘克庄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元代辛文房说王勃诗歌风格“属文绮丽”；明代张逊业也说王勃“富丽径捷，称罕一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勃“文章钜丽，为四杰之首”。近代学者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勃诗歌深受梁陈浮靡之风的影响，其风格仍可用“艳丽”二字来概括，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这里所谓“绮丽”中的“绮”指的是词藻运用的繁富，“丽”指的是语言色彩的华美，这种人仅从语言形式上去观察，更何况王勃等四杰的诗歌，有“浓妆”也有“淡抹”，这种人的评论不免失之偏颇。另一种观点则注意到王勃等人诗歌内容上的感情基调，如王明居在《王勃诗歌风格发微》中指出：“其（王勃）主导风格则可用‘雄放刚健’四个字来概括，而其‘柔润富丽’的特色则居次要地位。”王先生从“风骨”的角度评论王勃诗歌的风格，无疑比前一种意见高明得多。正像前一种人只看一个人的衣着，王先生才注意这个人的气质一样。但是王明居先生没有注意到王勃前后期诗歌风格的变化，执之一端，也失之于偏狭。
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急转，会使这个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巨变，这差不多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常见现象。王勃一生以革除官职，赶出沛王府为转折点，以此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迥然不同，前期的诗歌可用“雄放刚健”四字概括，后期诗歌的风格主要是“苍凉沉郁”。下面拟从王勃的思想和创作的变化上作粗浅的探讨。
一
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其祖父开创的“河汾之学”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学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兄弟多文学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十五岁作《上刘右相书》，刘右相“见面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作为年少才高、聪颖早慧早年得志的诗人，其胸中蕴聚的功业志向与进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诗文中表露出来。这种自负心态在自荐文中表现得很突出：“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指风，舍苔衣而见绛阙。”以至被人讥为“浮躁浅露”，至今还有人这样评论王勃。其实，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锋芒毕露，缺少“恭谦让”的气质，贬之者讥为“浮躁浅露”，誉之者完全可赞曰“雄放刚健”，正如“狡猾”和“机智”一样。
某种思潮、文体、文风的兴起，都是朝代的产儿，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金猴。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从政治经济上较快地驱除隋代积弊，出现了史称盛世的“贞观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不仅没有根除齐梁的“宫体诗”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澜，当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风雪，弄花草，戏作艳诗“殊无丈夫气”，上行下效，朝阁重臣，也时有侧艳之篇，皆淫靡之音。高宗朝，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又风靡文坛。诗歌变成了统治阶级卖弄风流文雅的消遣品，帮闲文人邀宠取荣的工具，与国力强盛，经济上升，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王勃等四杰向淫靡浮艳之风宣战，高倡改革，是顺乎时代，应乎潮流的，更何况王勃的前辈已从各个角度，批判了淫靡文风，如其祖父王通持“贯通济义”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诗文“傲、治、碎、诞、淫、繁、捷、虚”。⑿魏征等从史学的角度，说六朝“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⒀。这些都为王勃等人的诗歌改革开了先河，扫除了不少障碍。诗文方面，前人虽也有批评齐梁体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⒁，诞但缺乏实践构建。王勃的兄弟们“磊落词韵，铿锵风骨”⒂，“亦一时之健笔焉”⒃，但缺乏理论支撑，皆不成气候。唯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和《平台秘略论??文艺三》中，树出了“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旗帜，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证实理论，又有一时俊彦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鼓舞其心，发浅其用，八宏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⒅“遂使繁综浅术，五藩篱之固”⒆，“翰苑豁如，词林增峻”，遂成局面。
王勃多次以“气横霜暑”，“气凌云汉，字挟风霜”作为文学评论的标准，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在诗歌中显现的，其一《腾王阁》诗：
腾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仅八句，却展现了画栋上云彩的升腾，朱帘外山雨降临，潭里悠悠的闲云，槛外滚滚的长江这样无限的空间和物换星移的绵长的时间，在此壮阔的背景下，凸现了高耸入云的腾王阁的雄迈气魄，虽有“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的感慨，难掩雄放刚健的气概，所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赞王勃“龙文虎脊皆君驭”，这里的“虎脊”就是雄放刚健风骨的另一种称法。
其二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五言律诗是一篇见习的送别之作，但完全背离了宫廷风格，具有了雄健风格的明确的建构意识。首联以“城阙”与“五津”对举，是对别后空间格局及隔断距离的预设，为诗意的衍进张力。颔联和颈联，也一改宫廷诗的景事的罗列与辞藻的比类，而充盈着情、意，由两人的处境和共同的感受，进而以心理的力量把“天涯”之遥缩短为“比邻”之迩，表现了“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的豪迈意境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尾联一扫“临岐洒泪”“黯然销魂”的传统惯例，瞩望于心灵的相通，互勉于前程的展望。八宫体诗繁缛的描写性变为抒情体朴素的表现性，一洗悲酸之态，充满昂扬之情，雄放刚健，意气风发，给人以风发向上的力量。
这种风骨，直接开启了盛唐诗风。
二
唐中宗复位，即着手清除武后党羽，许多新贵也乘机排斥异己，卷入政治旋涡，不少杰出诗人也都随之升沉浮降，如王勃、卢照邻、骆宾王、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宋之问、沈全期等人由于各种缘故而被贬逐远方。这对以建功立业为怀抱的这批诗人，自是严重的挫折和残酷的打击，也使他们的诗风为之一变，如沈全期被逐驩州时所写的诗歌，风格与宫廷时截然不同，显示出幽怨、绝望乃至愤懑。王勃由于佛学和叔祖王绩隐居思想的影响，表现得不那么强烈，但由“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勃勃雄心，竟至于坎坷失志，流离岁月，羁荡山川，感慨和不平是难免的，诗风的转变也是自然的。
宫廷中盛行斗鸡，王勃为沛王戏作《檄英王鸡》，高宗认为是兄弟之间“交构之渐”，王勃被革除官职，赶出沛王府。这对王勃的仕途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说：“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在任虢州参军时，又发生了“匿杀官奴曹达”的冤案，以触犯大唐法律被判死刑，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幸遇大赦，仅去官职，其父也受牵连而远迁交趾令。他在《冬日羁游汾阳送韦少府入洛序》中说：“下官诗书拓落，羽翮摧颓。朝廷无立锥之地，丘园有括囊之所。山中事业暂到渔樵；天下栖迟，少留城阙。忽逢萍水，对云雨以无聊；倍切穷途，托形骸而何托！”这正是他穷途末路，绝望悲凉的自我写照。正是这种人生遭遇，才使得王勃后期的诗歌大多带有苍凉悲郁的风格，试看在蜀中写的两首送别诗：
别薛华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路，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
重别薛华
明月沉珠浦，风飘濯锦州。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哭，还望独潸然。
薛华是唐开国重臣薛收之孙，从《序》中看，第一首诗当作于锦州，两位少年才子漂泊他乡，其感触自不待言。作者用“穷途”“遑遑”“悲凉”“凄断”“同漂泊”“共辛苦”“梦中人”营造了苍凉的氛围，表达了浓郁的心情。第二首前半部分用风物涂抹出浓黑苍凉的夜色，后半部分直抒胸臆，表达了沉郁的别情。与前期长安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相比，已经完全没有了激昂慷慨，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变成了“穷途唯有哭，还望独潸然”了。
还有一些别离诗，如《寒夜思友三首》之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夜调鸣琴，相思此何极。”；《江亭夜月送别二首》之二：“乱烟笼碧彻，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如此寒。”《别人四首》其四：“霜华净天末，雾色笼江际。客子长畏人，何为久留滞。”都显现出苍凉冷落，凄苦沉郁。不仅别离诗中，即使是其他题材的诗中，也多充盈着这种诗风。如《上已浮江宴韵得遥字》：“上已年光促，中川兴绪遥。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花销。泉声喧后涧，虹影照前桥。 遽悲春望远，江路积波潮。”诗中游宴之初，作者尚有兴致，而游宴之中，忽生悲凉。情思所以变化得如此迅速，是因为波涛和潮汐的不平静，引起了作者世路艰难的感慨。又如《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前两句以长江滞悲喻旧念之深，后两句则以苍凉的山景着意点染，烘托诗人愁旅思归之情。再如《易阳早发》：“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峯形。复此凉飙至，空山飞夜萤。”诗中以空冷苍凉的意象幽约地传导出诗人仕途的挫折与旅途艰辛的隐曲的情感意绪。
以上两方面是对王勃前后两个时期诗歌风格初步探讨。对王勃的诗歌风格，论者如云，间或有谈到诗风转变，但仅从“题材进一步丰富，内容进一步充实”“脱离宫廷的狭小范围，走入江山与塞漠的广阔天地”方面入手。本人末学后进，不惮冒昧，提出浅见陋识，望行家不吝指正。

② 初唐时期的诗词浪漫之风格

初唐诗歌是从齐梁余风到盛唐气象的一个过渡，它在风骨、声律、意境等诸多方面为盛唐诗歌高峰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一个时代的文学必定要沾染一个时代的气息，统一的大唐王朝斩新的气象必然要反应到唐代诗歌中来。于是在初唐的后五十年，诗风发生了转变，这表现在诗风、题材、体裁等几个方面。从诗风上看，诗歌逐渐摆脱了齐梁浮艳淫靡的习气，显示出一种清新刚健的风骨；从内容上看，诗歌已经突破了六朝诗歌狭窄的题材领域，开始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从体裁上看，律诗的形式基本确立，七言歌行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初唐四杰即唐代高宗到武后时期的四位职小而才高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应该说声律和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的。唐代蓬勃昂扬的时代气息，卓尔不群的才华名声使四杰都满怀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抱负，而卑微的官职和地位却使他们怀才莫展、坎壈失意。四杰对以上官体为代表的这些在他们的诗歌里，表现为题材的开拓，四杰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的开拓同时带来了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豪放的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风格。四杰的诗歌也因而成为初唐诗歌中风骨凝练的佳作。陈子昂的创作成就：《感遇诗》三十八首是陈子昂的代表作，他的《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其二《燕昭王》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两首诗也是初唐咏史怀古诗的重要作品。

初唐也是诗歌体裁发展的重要时期，“永明体”在此发展而为律诗，而对律诗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所谓“永明体”是在南朝齐永明年间开始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当时著名的诗人沈约把根据汉字的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了八种应该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称为“八病”。这种声律规则和对偶互相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诗体。因为这种新诗体是在永明年间开创的，因此称为永明体。
永明体为律诗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武后时期的重要宫廷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把四声二元化没，即把四声归纳为平仄两种。还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完成了从律句到律篇的过渡。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诗体，也就是律诗。在律诗定型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沈宋，是他们最后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因此律诗最初被称为“沈宋体”。律诗的定型对诗歌发展意义非凡，它推动唐诗走向高潮。

初唐诗人在意境开拓上也功不可没，他们开始摆脱六朝浮华浓艳的风气，致力于浑然天成的诗歌意境。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其中翘楚。它用乐府吴声旧曲，写游子思妇的旧题，却被盛赞为“以孤篇压倒全唐”，其原因就在于新意境的开拓。

③ 初唐诗的风格

初唐早期诗人承袭南朝宫体诗，用词多华藻绮丽空洞，
唐朝开国初期，贞观诗坛上主要是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诗歌创作。主要作家有虞世南、魏征、杨师道、李百药等。起初大多数诗人尚有刚劲质朴之作，然入帏宫廷后应酬唱和之作渐多，诗风也趋于浮艳华靡，显现了贵族化、宫廷化的倾向。魏征能够于宫廷诗风之外独树一帜。
2．贞观后期至高宗时期出现了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讲究形式和技巧，追求辞藻的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但内容和题材都比较狭窄。他的诗歌被人们争相仿效，称为“上官体”。他所提出的“六对”、“八对”说及其创作实践，对律诗形式格律的完善有一定的贡献，在律诗的发展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3．武后、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有“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其中以杜审言成就较高，在律诗的形式探索上下过不少工夫。还有同时而稍后的沈佺期和宋之问。沈、宋前期在武后的宫廷中，后期被贬斥到荒远之地。沈、宋对诗歌的主要贡献是在律诗上，对律诗的成熟与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初唐四杰”和其它诗人
初唐时期一些生活经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作家，在诗歌的创作上，显示着不同的创作特点。这类诗人以王绩和“初唐四杰”为代表。
1．王绩
王绩生活在隋、唐之际，或仕或隐。他的诗歌主要是抒写隐者的自我排解和娱情山水田园的淡泊心境。他的诗歌以自然质朴的语言，创造了一种宁静闲适的意境，在宫廷诗风风靡一时的初唐诗坛上卓然不群。他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人物。其代表作《野望》，已具备了唐诗的格调，是典型的五律。
2．“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的创作活动在高宗、武后时期，代表着下层文人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精神。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与豪情，也有底层文人不得志的激愤。他们对唐诗演变和发展的主要贡献：
（1）他们不满当时诗坛盛行的宫廷诗风，抨击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并努力以清新刚健的诗歌创作，力图突破和改变这种纤弱雕琢、绮靡华丽的宫廷诗风。虽然不能说扫荡干净，而且其本身的创作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影响，但确是以自觉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实践，开辟了唐诗创作的新的局面，创造出了新的气象。
（2）他们的诗歌创作还突破了宫廷诗歌狭窄的内容题材范围，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天地。他们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写边塞军旅生活的，有抒发个人的壮志豪情和怀才不遇的，也有赠别怀归、闺怨相思、咏史咏物等。他们创作题材由宫廷到市井，由京都至边塞，即使是抒发个人的情感也与时代的精神相契合，显示着开阔的视野和宏阔的气象。
（3）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仅对革新初唐诗风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为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体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的《从军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都是成熟的五言律诗，在他们的手中五言律诗的形式已初步定型。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都是七言歌行的优秀作品，为后来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
3．初唐末期，张若虚以一首七言歌行《春江花月夜》，奠定了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大家地位。同时刘希夷的七言歌行《代悲白头翁》也成为千古传送的名作。

④ 初唐四杰和诗歌的风格

王 勃 （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硕儒王通之孙。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才华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作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学术著作亦丰，除《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等篇被收入《文苑英华》外，余皆散佚。

杨 炯 （650--693？）华阴（今陕西华阴）人。10岁举神童，27岁授校书郎。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世称杨盈川。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散文多赋、序、表、志等，今存50篇。在所作《王勃集序》中，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风的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略小些。

卢照邻 （约636--695后）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初任邓王府典签，后迁新都尉，染风疾辞官。居太白山中，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县茨山下，买园筑坟，终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病痛折磨，身投颍水而死。他一生不得志，只作过几任小官。为自明遭遇，作有《五悲文》。有诗名，其诗以七言歌行体为佳。作品辞彩富艳，内容广阔，意境清迥，以韵胜。代表作《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和内部斗争，在初唐长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骆宾王 （约626--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初为遁王李元庆府属，又任武功、长安两县主簿。入朝为御史后，因多次上书议论天下大事，获罪入狱，贬为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不知所终。骆宾王少负才名，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擅长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长、铺排更甚，当时被称为绝唱。又精于五言诗。五律《在狱咏蝉》，借蝉自喻，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还善作骈文。在随徐敬业起兵时，写过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檄文采用抑彼扬手法，很有战斗力和号召力。传武则天读此文亦大加赞赏。

再短就死人了．．．朋友

⑤ 卢照邻的诗歌风格

卢照邻（约635年-约685年），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初唐诗人，与王勃、杨炯和骆宾王一起被称为“初唐四杰”，作品有7卷本的《卢升之集》、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等存世。 卢照邻出身望族，曾为王府典签，后出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他擅长诗歌、骈文，以歌行体为佳，不少佳句传颂不绝，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等，更被后人誉为经典。

卢照邻的文学作品，《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载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著录为10卷，已佚。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均为7卷，后者最为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题《卢照邻集》。《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今人任国绪有《卢照邻集编年笺注》，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全唐诗》存诗2卷。卢照邻小的时候非常聪明，获得赏识，获得提升，一直到都尉。但他患了“风疾”（可能是小儿麻痹症或痳疯病）

卢照邻擅长诗歌骈文，其诗以抒发仕宦不遇、贫病交加之忧愤为主，亦有揭露上层统治者之骄奢淫逸，嘲讽其权势荣华不可久恃之作。以歌行体为佳，意境清迥，明代胡震亨说“领韵疏拔，时有一往任笔，不拘整对之意”（《唐音癸签》），卢照邻《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乃千古名句。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四.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王勃条：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四杰。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

⑥ 初唐时期,中唐时期,晚唐时期诗人写诗的不同风格

初唐时期：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中唐时期：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晚唐时期：晚唐五代诗风渐趋纤巧。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⑦ 唐诗的风格有哪几种

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1]初唐是唐诗的开创时期。唐初诗坛承袭齐梁的浮靡诗风，流行宫体诗，能够摆脱宫体诗浮靡诗风影响的诗人是王绩，他推崇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和诗歌风格，主要描写田园风光和个人的田园生活，诗风疏淡质朴。
“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诗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破坏和改造了宫体诗，奠定了五律，发展了七言歌行。继“四杰”之后使律诗定型的两位诗人是沈佺期和宋之问。
唐代第一个举起诗歌革新大旗的作家是陈子昂。他推崇汉魏古诗，提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他以复古为革新，扫除了宫体诗的浮靡诗风，端正了唐诗的发展方向，为盛唐诗歌高峰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2]盛唐诗歌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盛唐的两大诗歌流派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边塞诗派的重要诗人还有王昌龄、王翰、王之涣、李颀、崔颢等。李白和杜甫是盛唐双峰并峙的大诗人，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唐诗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和称“吴中四士”。
[3]中唐前期诗歌创作处于低潮，后期重有出现繁荣景象。唐代宗大历年间在诗坛享有盛名的十位诗人合称“大历十才子”。中唐前期元结、顾况注重反映现实民生，是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中间的过渡性诗人。中唐前期的刘长卿和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是王维、孟浩然的余绪；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的余绪。中唐后期的两大诗派是新乐府派和韩孟诗派。 中唐新乐府运动，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自觉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从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了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中坚诗人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 韩孟诗派与新乐府派几乎同时出现，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标榜“陈言务去”，尚古拙，求奇险，艺术上避熟就生，因难见巧，刻意求新，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特色。在两大诗派之外，能够独树一帜，成就较突出的诗人有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等。
[4]晚唐是唐诗的夕阳返照时期。诗坛的整体状况是感伤气息浓重，雕琢风气盛行。晚唐前期极负盛名的诗人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他们也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晚唐后期出现了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发扬中唐新乐府派的创作精神，注重反映社会民生，但艺术成就不高。

⑧ 初唐四杰的作品风格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序》；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⑨ 出塞 杨炯属于什么诗,包含的思想感情

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前两句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第三句“牙璋辞凤阙”,描写军队辞京出师的情景.“牙璋”是皇帝调兵的符信,分凹凸两块,分别掌握在皇帝和主将手中.“凤阙”是皇宫的代称.这里,诗人用“牙璋”、“凤阙”两词,显得典雅、稳重,既说明出征将士怀有崇高的使命,又显示出师场面的隆重和庄严.第四句“铁骑绕龙城”,显然唐军已经神速地到达前线,并把敌方城堡包围得水泄不通.“铁骑”、“龙城”相对,渲染出龙争虎斗的战争气氛.一个“绕”字,又形象地写出了唐军包围敌人的军事态势.五六两句开始写战斗,诗人却没有从正面着笔,而是通过景物描写进行烘托.“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前句从人的视觉出发：大雪弥漫,遮天蔽日,使军旗上的彩画都显得黯然失色；后句从人的听觉出发：狂风呼啸,与雄壮的进军鼓声交织在一起.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诗的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从戎书生保边卫国的壮志豪情.艰苦激烈的战斗,更增添了他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的热爱,他宁愿驰骋沙场,为保卫边疆而战,也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四杰很不满当时纤丽绮靡的诗风,他们曾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作过颇有成效的开拓和创新,杨炯此诗的风格就很雄浑刚健,慷慨激昂.尤其是这样一首描写金鼓杀伐之事的诗篇,却用具有严格规矩的律诗形式来写,很不简单.律诗一般只要求中间两联对仗,这首诗除第一联外,三联皆对.不仅句与句对,而且同一句中也对,如“牙璋”对“凤阙”,“铁骑”对“龙城”.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这在诗风绮靡的初唐诗坛上是很难能可贵的.

⑩ 《从军行》杨炯古诗鉴赏。拜托了！

从军、出塞之作，表现知识分子立功边陲的壮志豪情，慷慨雄壮，令人感动，对盛唐边塞诗的高度繁荣和成熟，有一定的影响。杨炯的从军行，是代表作之一。

《旧唐书·高宗纪》载：永隆二年 (681)，突厥入侵固原、庆阳一带，裴行俭奉命出征。杨炯此诗当作于此时。发端警竦。“烽火照西京”一句，用夸张手法外患严重、情势危急，自然引出下句。目睹外患严重而“心中自不平”，其“从军”愿望与卫国决心，已和盘托出。第二联写从军。“牙璋”才“辞凤阙”，“铁骑”已“绕龙城”，词采壮丽，对偶精整，而一气直贯，将反侵略的军事行动写得迅猛凌历，声势逼人。第二联以战地风雪烘托战斗之激烈，反跌尾联：尽管风雪苦寒，战斗激烈，仍然“宁为百夫长”，为保卫祖国效力。首尾呼应，完美地表现了“从军”的主题。

《从军行》借用汉乐府旧题，写一个书生从报警的烽火照亮西京到慷慨从军、奔赴沙场奋战的全过程。语短意长，雄健激扬。

首联表现了一个书生在边火燃烧时的爱国热忱。从景入手，即景生情，直抒“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豪情壮志。

颔联写主帅率军辞别京城，奔赴前线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敌国城堡的过程。一个“辞”字，显出奉旨率师远征者的严肃庄重；一个“绕”字，显见铁骑威力无穷，把敌兵团团包围。龙城为匈奴名城，此处指敌军要塞。颈联紧紧接颔联，诗人抓住了隆冬自然界的主要表象“雪”、“风”两者，刻划两军对峙时的紧张场面。上句视觉：大雪纷飞中战旗到处翻舞；下句听觉：风声狂吼中夹杂着进军的战鼓声。声与色配合暗示鏖战方酣，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古战场上，与将士们同享战争的苦与乐。

尾联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作结，表达了初唐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建功立业的共同心愿。李泽厚说，“当时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番、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杨炯这两句诗，是当时士人阶层的最强音，有着时代的特色。同样的气概，杨炯在其他诗里也有所反映，如“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匈奴今未灭，画地联封侯”（《紫骝马》），“受禄宁辞死，扬名不顾身”（《和刘长史答十九兄弟》），“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刘生》）等。

这首诗布局精当，脉络分明，跌宕有致。烽火引起诗人内心的波涛；进而从军告别京城，投奔沙场与敌鏖战；最后以自豪的口吻表达立功塞外的壮志。诗人善于选择意象，精心营构典型场景。这首诗时间跨度大，而字数甚少，因此需要从严选取代表性强、信息量大的事物纳入诗章。例如“牙璋”、“铁骑”、“鼓声”为古代战事所必有；“凤阙”、“龙城”象征敌我双方；“雪”、“风”为自然现象中最能说明气候状况的，也能反衬将士们的坚强决心。同时，意象的跳跃性，又带来了意境的朦胧性和多义性，产生特殊的诗美。杨炯这首诗无论题材和风格，都突破了六朝以降的绮靡柔媚之风，而上承建安的苍劲雄健诗风，扩大了创作主体的视野。对仗也已臻完善，不仅颔联颈联，连尾联也整齐对仗。不愧是上乘之作。